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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令计划:不唯书,不唯实,只唯上
日期:2015-03-17 11:50:46 作者:善知 浏览: / /
作为“网状联心”结构的关键节点,令计划在这一年中,目睹一个个与他密切相关的人相继倒下,感觉到危机一天天迫近,但还得强作镇定,继续在各个公开场合露面,这当中的惶恐、分裂、孤立无援等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探寻腐败迹】

  腐败是病,是传染病,靠风气、时尚、流行传播,靠炫耀、攀比着床,入侵浮躁、焦虑、无意义的心灵。潜伏期较长。反腐败,目前只部分解决了不敢腐的问题。如希望达到不想腐的境地,则需要研究腐败病的发病原因、传染机制,从而杜绝传染源,堵塞传染渠道,增强肌体的抗病能力。毛主席有嘱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什么不能将腐败分子放到社会大环境中去研究呢?

 

令计划:不唯书,不唯实,只唯上

善知

  2014年12月22日冬至夜,中纪委重磅消息发布,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被查。一时间好些人没顾上吃饺子,各种传言、揣测和秘闻引爆媒体和网络。“西山会”“山西帮”“大内总管”“团派”“新四人帮首领”……如武侠小说一般的政治揭秘软文满天飞。可是仔细分析会发现,国内外媒体的种种描写和揣测,往往牵强附会、自相矛盾,既脱离思想又远离人心,虽然都冠以真相帝的名义,结果既不能真的读懂令计划,也无法读懂中国政治。

  令计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政治路途和心路转变与今天这个时代有着怎样的联系?我们又能从令计划的身世浮沉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文试图通过对公开资料的分析,走进令氏兄弟的内心世界。或许不见得是真相,但希望能够留下一些启迪。
 

  一、家风耿直

  要看令计划,得从他的家庭说起。

  令狐家原来是山西平陆一个亦农亦医的家庭,在村里德高望重。令计划的父亲令狐野,懂草药,年轻时又去过西安投奔表姐学西医,后来回乡开药铺,设门诊。据说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辈山西人不一样,令狐野不爱农作,还买了面穿衣镜,经常照镜子梳头。令计划的爷爷在乡间口碑甚好,看不惯儿子令狐野的新派作风,砸碎了他的镜子。令狐野负气出走,在集市上开了个小药铺。抗日战争爆发后,令狐野舍妻弃女,携带药品投奔延安,走上了革命之路。其时,作为中共中央驻地的延安,正面临着缺医少药的困境。令狐野在延安,自然有了用武之地。因此,他在医疗卫生战线一直干到了全国解放。到1962年,他已经是一个十三级干部。

  虽然是高级干部,令狐野老先生对子女的要求却非常严格。令家兄妹少时都要下地干活,参加体力劳动。为了省几个碗,老先生就砍了一根木头,在上面凿出五个槽,把菜和馍盛在槽里,让令政策兄妹五个围着木槽吃饭,“像喂牲口一样”。可以想象,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会有比较强的劳动观念,能吃苦,没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些秉赋在令氏兄弟后来的仕途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老先生阶级立场鲜明。对看病的人,上门帮忙的乡亲,甚至集市上卖东西给他的人,都要计较出身成份,以成份论亲疏。80多岁的谭家(化名)还记得令狐野买过他的葱苗,因为他是贫农,令狐野多付了钱。即便是小孩子打闹,如果是发生在贫下中农的孩子和令狐家的孩子之间,令狐野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是富农或地主成分的孩子动手,令狐野就把这叫做“阶级报复”。

  从这里可以看出,令狐野其实是个很可爱的老先生。他对人的好与坏的判断,是基于阶级成份的,这在当年是一种通行的价值观,老先生无非是贯彻得非常彻底。这种按阶级划分的方式,好处是简单,判断对象都贴着现成的标签;坏处也是简单。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单凭成份去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好人,首先是片面的,善恶与阶级成份并不是正相关;其次这是一种静止的思维方式,因为它无视“人性是可变的”这一事实。

  老先生直来直去,不绕弯子。曾有一名病人说自己出身不好,来一趟不容易,请他多开一些药。老先生大怒,当场撕碎处方,把病人撵走。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在他家干活,令老先生除了付工钱,每天还给每个人发一盒烟。有个小伙子说他不抽烟,老先生便不勉强。休息时,他却看到这个小伙子也在抽烟,于是老先生说:“你不是说不吸烟么?明天就不要来了。” 看得出,老先生其实是不太“世故”的人。

  老先生关心群众疾苦。老先生常年免费给生产队队员发放防暑药品,免费培训了大批的赤脚医生,并且提供免费吃住。与乡里相处也很融洽,饼干、糖块、罐头,有好吃的都给农民的小孩。一位村民说,自己这辈子吃的第一个罐头,就是孩提时令狐野给的。在父亲的教育下,令狐家的孩子们也是一副热心肠。班上有一些家境困难的同学,令计划就会把自己的铅笔、本子送给对方。

  令狐野是1962年退休,退休后他带着全家回到平陆老家。可是这一年,他才52岁,并未到退休年龄,所以他的退休有点离奇。或许,是他的脾气把他卖了。以他这种耿介方正的性格,说不定哪句话说得不对,就得罪了疗养院里的某个高干病人。

  再说说老先生给子女起的名字。这几个名字在那时都很时尚: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体现出他对党的忠诚与热爱。

  有这样的父亲,令计划兄弟姐妹受到的是近乎刻板的严格教育。政治思维上,亲不亲,阶级分;家庭教育上,又有儒家特点,强调听话、克己、能吃苦、做事认真负责。这样的教育下出来的孩子,如果不遇到时代的大变迁,不到风高浪急的政治核心地带去,一辈子本分做人,受着亲戚邻里的赞扬,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二、奋斗起步

  虽然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龙生九子,子子不同。究竟令氏兄妹的青少年时代,是什么样子的呢?

  跟那个时代的同龄人大同小异。先是读书,毕业后做工人、参军、考大学。做工人也不是当跳板,而是实实在在当工人。这里,令老先生刚直耿介的性格再次体现。他并没用自己地师级干部的身份为儿女们谋一点好处。那个时代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当时最好的单位应该是肉联厂、粮站、电影院、百货公司!但是老二令政策去的是硫磺厂,这是很辛苦的工厂,污染厉害,伤肺。后来调去了公社医院,估计也是因为医院要人,而他父亲是医生出身,他也懂些草药,才想到调他去的。老三令狐路线高中毕业后到本村下乡,后来被招工去了化肥厂。她的丈夫王健康则是在汽运公司干了十几年,从保修厂的一个小技术员慢慢干到副厂长、厂长,再进入汽运公司的领导层。令计划去的是印刷厂,一干就是三年。老五令完成高中毕业后在小学教书,赶上了恢复高考,于是参加高考。第一年上了师范分数线,没去。又补习了一年,才上了吉林大学。1983年,从吉林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令完成进入新华社北京总部,在《瞭望》周刊经济报道编辑室工作。在起步阶段,令氏兄弟们都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勤奋、踏实,去赢得同事和上级的认可,进而在基层工作中取得成功的。简单说,当年令氏兄妹都是“又红又专”的孩子。

  老二令政策从小就成绩好、老实、不太爱说话。1966年10月,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还在念初二的令政策作为班上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跟着县里另外十多个孩子去了北京。1971年夏天,省里要抽调一名机要员,平陆县领导班子专门开会研究,读过书、家庭成分好、表现优秀的令政策脱颖而出,直接调到了省里。到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后,一直干了20年。从机要处干事,到办公室干事,到文书信息处干事,到文书信息处副处长,1991年才当上省委机要局副局长。在这个岗位,令政策又一直干到了1997年9月,才又调任省粮食局副局长。这段履历透露出下面几个信息:1、年轻时的令政策并不是个钻营之徒,“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样的情怀,他大概是有的。想当年,从公社医院一个抓药的小伙计,一下子调到省委办公厅,这是组织上多大的信任和重用!令政策大概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工作。2、令政策的工作能力大概比不上令计划。机要工作本身也缺少发挥的空间,制度化特别严,因此二十年的工作生涯,并没有看到令政策有什么突出的成绩,也没有擢升的资本。

  老三令狐路线在化肥厂也是表现好,才会在四年后被推荐到山西医科大学。1975年,县里要招收两个女兵,令狐路线本来是够条件去的,但是因为名额被县领导的女儿顶了,未能如愿。第二年推荐上大学时,令狐野亲自找到县里,让女儿以知青身份、不占村里的名额实现了大学梦。

  令计划则是因为在印刷厂表现突出,在1975年被平陆县团委看中的。在同事们的印象中,他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要么忙着干活,要么闷头看书、练字。“休息的时候,我们都出去打篮球,他都不去。”

  令计划在县印刷厂工作时有一位师傅。对于徒弟,这位曾经的师傅评价是眼勤手快、小心谨慎,不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吹牛说大话。

  因此,当令计划从印刷厂调到团县委时,他的师傅一点都不惊讶。据其回忆,印刷厂经常要印一些政府文件和会议材料,和县委、县政府的人打交道比较多。再加上令计划是“十三级干部”家的孩子,县里对他本来就比较留意。几次接触后,一位县领导对他十分赏识,就把人推荐到了团县委。

  问题在于他在知青的年份里锻炼时间太短,当工人的年份也不长,连知青带工人大概也就当了三年,到了1975年他19岁时,就到平陆县团县委,76年就做了县团委副书记。这中间从知青、到平陆印刷厂的工人到平陆县的团委副书记实际上是三级跳。不过,那时候当个团县委副书记,并不算是什么令人艳羡的出路。论办公条件,简陋陈旧;论工资待遇,比学徒工强不了多少;论政治地位和权力,也似有似无,只能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别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论政治前途,更是变幻莫测。别说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就是许多老将老帅,那时候也战战兢兢,不知道哪天下放劳动,哪天又平步青云。好在令计划还年轻,政治上的事,并不真懂。但是,家教告诉他,党叫干啥就干啥,别想那么多,做一个听话老实的好孩子就行了。

  这样,令计划走上了仕途。虽然不一定懂大事,但是,眼里头很有活儿、很机灵,善于把中央文件精神变成团委工作的口号和计划,善于策划具体的活动。令计划在平陆团委的上级,时任团县委书记的梁增华,对这个年轻的下属好评有加。也是在她推荐下,1976年令计划获得提拔,当上县团委副书记。在梁增华的回忆录《增华岁月》里,收录了她当年的部分日记,其中有一篇写于1976年11月22日,那一天正是令计划获得团县委副书记任命的日子。日记里,梁增华写道,“我打心眼里高兴”,令计划“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团委一年来,虽然我是书记他是干事,但他搞团的工作大大超过了我,他有很多的优点值得我很好地学习……”


1978年,山西平陆团县委一班人,中间为令计划

  时来运转。1978年初,团中央在全国各地抽调年青干部进修,令计划被送入中央团校学习,开始学习、关心思想理论和政治风云。他的工作一开始在宣传处,后来是报刊处,85年后去了理论处。报刊处不是收发处,是“承担策划、协调、组织团的重点宣传报道的工作任务;对团中央所属新闻、出版单位进行业务管理;审读青年报刊;负责中国青年报刊协会的日常工作”的部门。按今日的眼光看,该处掌握着团中央直属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的生杀予夺的大权,还控制着各级团省委报纸、杂志、出版社的命运。虽然令计划那时只是一个干事,但是,随着处长听取下属机构的汇报,向处长提供重要的信息和参考意见,协助处长处理一些重要事务,既容易显示出才干,也容易感受到居高临下的中央机关气息。如果头脑不是足够清醒,这种气息很容易让一个年轻干部飘飘然起来。当然,那时候的社会风气还比较正,年轻人还不太懂拍马奉迎、权钱勾结的那一套,甚至还以此为耻。所以,即使有点飘飘然的感觉,也不至于兑换成现金。

  有人认为,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10年是令计划获得胡锦涛青睐的关键。这样的判断有失草率。1982至1984年胡锦涛同志任团中央书记,1984至1985年11月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其后就调到贵州去了。而令计划那时只是个干事,1983至1985年又去了中央团校政教专业学习,怎么可能攀得上大领导呢?1985年,令计划才升任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这是正常的提拔,不是破格的提拔。因此,“令计划是胡锦涛一手栽培、提拔的”这种观点,恐怕捕风捉影的成分居多,不太可信。即使令计划日后出了大问题,也并不等于他从头就是拍马奉迎、拉帮结伙的小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是因为在各个领域和层次都得有一些踏实肯干的人。党风的败坏也是逐渐发生的。因此,时光倒流回1985年,一个共青团的理论处副处长,完全可能是靠着实干一步步走上去的。

  令完成是家里的老幺,受宠爱较多,受改革开放的影响较大。其性格与兄长们不同,性格活泼、善交际、擅长与人沟通,“是个做记者的料”。他的爱好也很广泛,篮球、乒乓球乃至文艺汇演,都是单位中的积极组织者。令完成当了记者,在新华社工作,就比较会来事。除了经济报道,令完成有时也会去采写时政或社会类稿件。他在《瞭望》周刊期间发表了多篇关于山西的报道,给山西当传声筒,在山西官场结交了不少朋友。官产学媒强强联合的意识比较强,头脑比令计划活络。令计划逐渐位高权重,但是,在权力要不要变现、如何变现的问题上,这个“脑子比较活”的小弟,可能影响了乃兄。

  令家还有一个人值得关注,老大令方针的遗孀,孙淑敏。她与令方针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取名令狐剑,女儿取名令狐燕。1977年,令方针擦玻璃从高空坠落不幸去世。此后,孙淑敏没有留在令家,而是搬回北京独自生活。令计划进京后,与孙淑敏是否有往来,如何往来,我们尚不得知。但是,此后,孙淑敏的儿子令狐剑成为令家权钱结合的一个重要人物,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思想迷途

  按照1982年提出的关于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和团中央关于团校教育正规化的设想,从1983年9月起,中央团校连续三年举办了两年制在职团干部大专班,培养专职从事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干部。“办大专班的目的就是培养团干部,解决他们的学历问题,毕业后就是大专学历。”——这句话其实说清楚了团校大专班在多数干部心目中的地位。1983-1985年令计划参加第一期大专班。以他的性格,他会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但是,他的老师郑洸教授回忆,令计划在校期间表现并不太突出,有时还逃课,不爱与同学往来。其他老师对他的评价大抵是“野心大、说话谨慎、比较高傲、性格孤僻、不跟同学和老师交往”。

  墙倒众人推。如果令计划的儿子不出车祸,他的仕途进一步高升。这些教授们的看法就可能大相径庭。野心大、比较高傲、性格孤僻,不就是志存高远、曲高和寡的表现吗?爱逃课,不就是反感行政化的教育体系、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吗?不爱与同学往来,不就是不爱交酒肉朋友的表现吗?毕竟,令计划暑假回家的一个社会调查报写得严谨扎实,得了个“优”。这说明,令计划还是很用心的。

  关键是怎么用心。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轨迹,都脱离不了时代的大潮。八十年代的共青团中央,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是时代的风向标。青年人反感陈旧的红色说教,崇尚蓝色的西方文明。出版界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从亚当·斯密到弗洛伊德,从尼采到萨特,从卢梭到马尔库塞……强调利益驱动,强调本能至上,强调民权至上,无不与马克思强调的经济决定论、物质决定论息息相通。报刊杂志掀起一阵阵思想解放的浪潮:从潘晓来信,到宣扬深圳青年的创业精神,到蛇口工业区的“时间就是金钱”标语,无不冲击着雷锋精神,冲击着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

  这时期在团中央报宣传系统工作的令计划必然受到这个大浪潮的冲击。从小接受的传统教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但是,现在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日常生活中就是以赚钱为中心。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一心为公的,但是现在,一心为私反而是天经地义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共青团本来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的,现在,却需要成为包产到户、承包制万能论的鼓吹者。中国共产党本来是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现在,却要请跨国公司挟着皮包回来经营、兼并中国企业。

  令计划也许有过不适应,但是,他很快适应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转向就转向。此前的教育,他也许并没有往心里去。在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听话机灵的背后,或许是出人头地,是功名利禄,是光宗耀祖,是权力迷信。这样,他才顺利地成为共青团宣传部的理论处副处长。

  作为理论处副处长,更是在思想交锋的风口浪尖上。一方面是张维迎这样的《为钱正名》的新锐学者,另一方面是曲啸这样的红色忠诚者。一方面是胡耀邦、赵紫阳的西化倾向,另一方面是邓小平、邓力群的“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何去何从?跑快了,成了反党人士,成了为改革开放牺牲的“烈士”;跑慢了,成了保守、僵化的代表势力。快慢之间,令计划恐怕费劲了心思。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跟着顶头上司走,顶头上司怎么说,就怎么发挥,不敢越雷池一步。事实证明,令计划的选择是聪明的。后来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就得益于这个心法。体制内无数高官,内心恐怕都有同感。

  但是,代价也很大。这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良知,放弃可贵的自由。不唯书,不唯实,只唯上。削尖脑袋往上爬。


剪刀加浆糊编制的教材《经济管理诀窍》,作者令计划、令完成

  但是,那时候官场的贫富差距也还很小。就算爬上去了,也不见得能致富。可是,社会上已经充满了发财气息。双轨制下的倒买倒卖已经开始盛行,一夜暴富的万元户们到处受追捧,比富炫富已经成为见面的寒暄。虽然是理论处副处长,但令计划在这个清水衙门里只领不过百元工资,生活也常常捉襟见肘。怎么办?出书,赚稿费。于是,就有了一件奇事。1985年6月,毫无企业经营经历的令计划和令完成兄弟俩用剪刀加浆糊编著了《经营管理诀窍》一书,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类书往往条目清晰,实际却空洞无物,早在八十年代末就臭了大街。但是,值得注意的不仅是编书的动机,还有所编书籍的内容。这类经营管理诀窍,可以一言以蔽之:胡萝卜加大棒。或者,用计划经济时代被批判的语言,叫物质刺激。因此,写这样一本书,说明令计划内心对物质的渴望已经很强烈了,他已经不太安份于相对清贫的日子了。也说明,令计划真的赶上了时代的逐利大潮,有了点弄潮儿气息。但是,这类书又可以回避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争论,显得比较实用化、比较科学化、比较经济化。

  真是个聪明人!如此,他官运亨通。1988年,令计划升任团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90年升任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4年升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常委。
 

  四、机遇垂青

  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正厅级。38岁官拜正局,又在京城为官,可谓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在这个位置上,既可以不动声色,积累人脉;又可以大展才华,影响舆论;还可以派到地方,出任一方市长、书记,拥有实权。

  但是,第二年,令计划调任中央办公厅,担任调研室三组负责人。后来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令计划仕途的一个重要转折。从此,可以直接为中央首长服务了。但在当时,恐怕令计划自己都感到郁闷。调研室三组,在外人听上去,没名没份,没职没权,勉强算是正局级。干好了,不容易;干不好,埋没掉。

  令计划以自己的勤奋赢得了机遇的垂青。1999年,在中办调研室工作四年之后,令计划升任中办副主任。这四年,正是胡锦涛从政治局常委向总书记跃迁的关键时期。就在这四年,令计划得到了下一届总书记的赏识。

  此时的令计划已经明白,他这位中办副主任,虽然级别不高,但是,政治地位已经远远超过省长部长。只要自己配合得好,继续保持荣宠,那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就是早晚的事。所以,从这时起,他对自己的兄弟们就打了招呼,有了安排,也有了约束。

  所谓安排,最明显的是其二哥令政策。令政策2000年开始在计委(2004年起改组为发改委)任副主任。2003年,任常务副主任。2004年任发改委主任,党组书记。相比前二十年的缓慢升迁,可以说是青云直上。

  第二个是三姐夫王健康。王健康1995年起任运城市交通局副局长,2001年升任局长。

  第三个是小弟令完成。2000年,他被提拔为正局级,担任新华社下属的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下称中广联)总经理,并当选中国广告协会广告公司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广联是新华社的钱袋子,主要经营新华社社办报刊《新华每日电讯》《经济参考报》《中国记者》等的广告业务,大权在握,人脉广泛。但是,中广联毕竟是国有企业,如要权力变现,不太方便。按照当时流行的一家两制、权钱交易的时尚,令完成于2003年辞职离开新华社,下海创业。

  考虑到外界舆论,令完成改名为“王诚”。
 

  五、风气腐蚀

  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是腐败程度逐渐加深,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不断提高的二十年。

  令政策1997年开始担任山西省粮食厅(2000年5月改革后称山西省粮食局)副厅长,用当时的一位粮食系统的老干部的话来说,这就是“来到了一个腐败窝”。

  时任粮食厅厅长的高志信就是一个典型。1996年,高志信口头指示其下属、亲信张莉萍,在澳大利亚创办富士林公司,公司投入702万元,结果损失467万元。1997年,高志信又指示张莉萍,从北京金穗源公司借给香港高孚公司1000万元,又造成453.76万元的损失。1996年12月,高志信指示张莉萍将60万元公款外借,数年后无法追回,就用本单位资金填补。

  2007年4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免去高志信山西省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2009年6月9日,山西省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高志信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决定——这已经是令政策离开粮食系统9年之后了。

  一位山西省粮食厅的老职工回忆,当年令、高二人共事时,关系和睦,还是老乡,但无证据证明二人有联合违纪行为。

  “土壤挺关键,”一位熟悉山西省粮食系统的官员说,令政策本人当年在粮食厅工作时为人低调务实,“但是这片腐败的土壤,对于一个人的仕途发展并不好。”

  当年仕途上的令氏兄弟,对于官场的腐败,看得多、听得多、拒绝过、挣扎过。为了令计划的仕途顺遂,他们也曾表现出比一般官员更多的自律。但是随着官场的腐败底线一再后退,他们的自律底线也在跟着后退,最后过界而犹不觉。

  表面上看,工作时,令政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因为害怕提拔错或者得罪人,他几乎没有提拔过下属。他的一位老朋友回忆说,曾有人希望通过他向令政策送礼。他回应那个人说,令政策十分谨慎,是不会收礼的。2007年,令政策山西大学的老师何君请他帮忙安排儿子的工作,跑了三次才见到昔日的学生。对于老师的不情之请,令政策没有当场拒绝。几个月后,何君还接到了学校负责人的电话,邀请他过去聊一聊。“到了学校,人家才跟我说,今年没有这个进人计划。”喜出望外的何君最后还是被泼了冷水。他一边觉得,向令政策打招呼没起任何作用,一边又有些介怀:为了拒绝自己,还兜了如此大的一个圈子。

  作为官员,他们自己没有太大的动静。但是,亲戚们可没闲着。令计划的大嫂孙淑敏,一个精明的女人,将自己儿子过继给令计划做养子。2002年到2005年间,令狐剑及其母亲孙淑敏成立了一系列广告、公关、会展公司,它们一起被称作“强势纵横集团”, 并公开宣称“有着良好的政府关系背景以及雄厚的媒体资源”, “已经与中央各部委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强势纵横集团承接了一系列大单。

  2007年后,因为令计划在2007年的十七大上升任书记处书记,未来有进步可能,令狐剑母子作为令家亲属,开始逐步形式上退出经商。2009年11月,强势纵横集团更名为“趋势中国传播机构”(下称趋势中国),并与一家名为新洲公司的英国公司组成新洲国际传播集团。据趋势中国官网介绍,自“2002年公司成立以来”,其服务对象涵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中国石化、招商银行、可口可乐、联合利华、奔驰、沃尔沃、三星、蒙牛、雅芳、中兴、大新华航空、双鹤药业等品牌,服务的政府对象包括团中央、国家汉语对外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红十字会、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首都精神文明办、北京市旅游局等。这些服务由“集团”旗下的不同子公司交叉提供。


从“强势纵横”到“趋势中国”

  令完成2003年开始以“王诚”的化名进入九洲在线有限公司(下称九洲在线)的总经理一栏里,九洲在线后更名天天在线。天天在线被赋予了中国网通打造宽带网络和视频信息平台的重任,拥有深厚的官方背景和包括“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在内的25项资质,是中国互联网类企业中资质最为齐全的公司之一。但这个公司并不是令完成的公司,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背景不必干这个“吃草的活”。

  2008年4月,北京汇金立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汇金立方)成立,北京杰威森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杰威森)、令完成、张海流、赵晓红、池万明、李广元、施书利、董明树为有限合伙人(LP),唐富文为具体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普通合伙人(GP)。根据2008年4月签署的合伙协议,北京杰威森、施书利、赵晓红、池万明、李广元、董明树六方各出资166万元,令完成、张海流出资2万元。张海流是汇金立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曾任天天在线营销部经理。2008年至2010年,汇金立方的投资领域涉及IT、科技、建材、互联网,先后入股乐视网、神州泰岳、东方日升、东富龙、海南瑞泽、光一科技以及腾信股份,这7家公司全部于2009年至2014年年间上市。多家公司上市后,汇金立方即果断套现,加上乐视网和处于禁售期的腾信,保守估计,汇金立方变现和浮盈获利在12亿元左右。

  帮助公司上市,然后套现获利,就是汇金立方的汇金之术。曾有业内人士调侃说,汇金立方的投资简直就是“神算”,因为他所投的每一个公司都上市了。

  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则成立了一个叫“中国青年创业国际基金”(YBC)的公益项目。谷丽萍什么水平呢?团中央宣传系统的图书管理员。这其实是给官太太专设的位置。随着令计划做到中办副主任后,谷丽萍以她个人名义成立了这个基金。这个基金一成立,就有很多人明白,这是通向令计划的必经要道。所以,很快就有上亿的钱进入这个基金,供谷丽萍使用。强势集团也好,汇金立方也好,令计划都不必介入,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时候,下面自然有“懂事”的官员加以照应,作感情投资,以换取日后投桃报李——这一点令氏兄弟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是他们或许认为,只要自己不伸手去贪,就不算违反纪律法律,就可以接受。利益是一定要谋的,就看怎么谋,只要是“取之有道”,能“过关”,就应该没问题。就是这样的心态,让令氏兄弟们一点点被腐蚀了。
 

  六、位尊德薄

  身居高位,一言一行,或造福百姓,或祸及苍生,不可不慎。普通老百姓缺德,顶多害他自己和家人。位高权重者缺德,会祸及13亿人民,也连累他自己。但是,八十年代一场义利之辩,将舍利取义者看作是封建思想作祟,头脑僵化,思想不解放。受此影响,令计划和他的同代人都倾向于追逐实实在在的利,而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义。如果说令计划舍弃过许多唾手可得的眼前利益,那也是为了将来获得更大的利。这样的人,到了利益丛集、关系复杂、影响重大的政治高位上,很容易高估自己的智商,即所谓“利令智昏”,演出许多“掩耳盗铃”的闹剧来。这些普通人都懂的道理,为什么许多位高权重者反而不懂呢?

  因为这些人接受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人是自私的,道德是靠不住的,可靠的只能是制度。反过来说,只要制度允许,只要法律允许,自己谋点利算什么?

  年轻时这么想,问题还不大。因为年轻人往往活跃在组织基层,处理基层事务,可以通过比较严密的规章制度,使这些人受到约束。但是,年轻人总是要长大的。慢慢的,这些没有道义、没有理想、没有信念的年轻人升到了组织高层,担任了各级领导,就坏了大事。他们把逐利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发挥出来,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腐败法子,使各种制度防不胜防,形同虚设。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发现,一旦透过制度的漏洞去搞腐败,还可以受到制度的保护!所以,他们更加拥护制度万能论,更加反感有人讲道德。

  例如,制度规定不许官员经商,那我就让亲戚朋友去出面。制度规定亲友也不能经商吧?那我就让我同乡去注册,让亲戚去操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也很直白地告诉大家:在和人的较量中,制度已经失败。让令计划翻船的那部法拉利车,就是个绝好的例子。当令谷接过伯伯——令完成的好友陈川平满面笑容递过来的车钥匙时,令计划怎么想?他不是没想过要拒绝。但是,陈川平告诉他,法律上说,这部车是太钢集团下属单位的,令谷同学不过是“借用”而已,不构成赠予;法律也没有规定“借用”的时间不得长于多久,所以令公子可以放心用这部车。怎么样?既然没麻烦,那就笑纳吧!不违纪也不违法,怕什么。

  在令计划的亲友生意圈里,既有自己人直接出面的,也有自己人先出面再隐身幕后,形式上与商界脱离的。目的只有一个,利用现有的有利地位,谋取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以,他才会默许自己的大嫂和养子打着自己的旗号满天飞,才会默许自己的弟弟去玩金融。

  当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律管不到的事,道德会管。这时候再想起孔子的话,就晚了。但对于后来者学一下,还是不晚的。

  孔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七、网状联心

  令计划被调查后,所谓“西山会”之说广为流传。记者罗昌平的《打铁记》,在揭露刘铁男的故事时,捎带出“西山会”。据说“西山会”成立不晚于2007年,以令计划为核心,联络了一些山西籍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由山西籍的大富豪买单,在北京西山等地有多处豪华幽静的聚会场所,每季度聚会一次,每次都得关机,并摒除情人、秘书,是通往中南海的权力直通车。


所谓“西山会”的政界部分落马会员

  究竟有没有“西山会”?如果有,令计划究竟在其中起什么作用?罗昌平的文章并无足够的事实。但是,“西山会”之说迎合了老百姓对官商勾结群体的想象,民意汹汹之下,没有也得有。

  其实,通过某种形式的定期或不定期聚会来形成结盟,那是EMBA们的事。真正的结盟从来都是心照不宣,哪需要这样明火执杖?特别是以令计划的谨慎风格,怎么会如此不懂党内规矩呢?所以,很可能是罗昌平发挥了老百姓的想象力,夸张了这个并不真正重要的不定期聚会。

  但是,一些高级干部和富豪看到了令计划的前程和能量,送金纳银,积极输诚,而令计划也半推半就,形成外在松散而内在紧密的政商联系,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联系不是一揽子买卖,不是生死同盟,也不是宣誓效忠,而是互通声气、相互帮助、相互提携。所以,是不是山西籍就不是问题,是不是中委或候补中委,也不是问题。金钱和权力都是硬通货,为何一定要局限在山西籍呢?这都怪罗昌平的想象力不够丰富。

  借用互联网,可以更好地理解“西山会”、“石油帮”、“政法系”的活动特点,那就是“网状联心”。互联网中,没有哪一个节点是真正控制、操纵一切其他节点的,每一个节点都联系着其他许多节点。但是,有一些关键节点,对邻近节点有着重大影响。问题在于,按自由主义的理念,节点与节点之间始终保持距离。每个节点都对其他节点有戒备之心,过近了,双方都会感到不安和冒犯。

  这就叫“网状联心”。罗昌平身为自由主义者,却不懂得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恰恰已经改造了传统的帮派组织。无论党本身,还是党内各派,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都已经高度自由主义化了。再用帮派概念,恰恰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固步自封,大战风车。

  对此,中纪委的见识很可能远高于罗昌平一类的文人。中纪委不用帮派概念。他们办案时很善于顺藤摸瓜,从一个节点指向另一个节点,从边缘节点向核心节点。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性质定什么性质,不搞株连。什么时候查实了案子,什么时候才将违纪违法者从工作现场带走,不怕损害党的暂时形象。

  正因为是“网状联心”,所以,令计划才能忐忑不安又若无其事地度过了最后两年官场生涯。正因为是“网状联心”,所以,网中有人出了事,其他人还会自我感觉良好,直到被拿到真凭实据,被中纪委约谈。
 

  八、纵子成患

  令谷,令计划的独子,2012年3月18日清晨因车祸身亡。

  成绩不突出但混迹名校,住校外豪宅、穿名牌、开豪车,身边常有美女陪伴。显然,令谷是一个被权力和财富宠坏了的纨绔子弟。

  阴曹地府里的令谷,很可能会感叹,愿世世勿生帝王家!一个孩子,需要的不是自由、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父母的关心和教导,是养成勤劳踏实的生活习惯,是培养谦虚谨慎的态度,懂得尊敬长者,懂得感恩天地。一句话,孩子需要接受良好的国学教育。但是,这一切,令计划和谷丽萍都不懂。他们自己逐渐迷信权力,迷信财富,也把这种迷信传染给了孩子。小小年纪,不是去认真学习、努力工作,而是开豪车、玩美女,不出事才怪呢!当父母的,完全可以限制孩子的自由,拒绝提供金钱和社会关系,教导孩子有理想、肯吃苦、低调为人。也许令计划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太能吃苦,太能忍耐,缺乏了生活乐趣,希望自己的孩子快快乐乐享受生活吧。如果是这样,令计划真值得同情。社会上流行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居然侵蚀到了令计划的头脑,使他自己否定自己的人生,又毁了孩子的人生!

  有人说,不是令计划不想管孩子,而是他没有时间管。令计划经常每天工作10至15个小时,哪有时间陪孩子读书?其实,这与时间没关系,而与令计划对孩子的心态有关系。真要没时间,找一个朴实勤劳的亲戚家寄养,跟着亲戚种田、放牧,或者送到严谨治校的国学教育学校,也比纵容孩子要强啊。所以,没有见识是根本,没有时间是借口。

  这样的孩子,居然还能考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也是个奇迹。恐怕令谷没少让当爹妈的操心,小升初,初升高,高考进大学,大学毕业后读研究生,令谷一路都得靠爹妈托着,举着。但越是这样,令谷就越迷信权力和金钱,越肆无忌惮,篓子也越捅越大,直到3月18日那次车祸。从拼爹到坑爹之路,从放纵到毁灭之路,短了一点,却在情理之中。车上两名说不清道不明的漂亮女孩,凌晨四点的车祸时间,惨烈的撞击,这一切都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和媒体的想象力。有媒体甚至把这起车祸说成了“太子党”陷害,往令谷的酒里下药,又破坏了跑车的刹车系统,等等。细节也许永远不能还原,但基本的事实和逻辑却数千年一贯的。国学的内在价值正在于此,直指人心,直面人性,千古不易。体会国学,尊重国学,保家保国保平安。忽视国学,死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九、亢龙有悔

  孩子车祸死亡,当爹的怎么反应?不是悲伤,不是难过,而是想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想到苦心经营多年的政经食物链可能要崩溃,急火攻心,惊慌失措,居然擅自调用了中央警卫局前往封锁现场。

  一个交通事故,正常是由交警处理,归公安局管。但是,令计划怕泄露真相后引起连锁反应。结果欲盖弥彰,惊动了三任总书记,丢了中办主任的职务,失去了政治能量和前途。

  这就叫“亢龙有悔”!真巧,离令谷出事的保福寺桥不远,有一家高级酒店,名曰“亢龙酒店”。这家酒店的名字是不是在预言令计划的下场?令计划早年勤勤恳恳,踏实积累,可谓“潜龙勿用”。进入团中央,见到胡锦涛,可谓“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团中央宣传口工作十年,可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进入中办调研室三组,脱离公众视线,可谓“或跃在渊”,以退为进,否极泰来。担任中办副主任起,可谓前途光明,飞龙在天。飞天十多年,政治地位越来越高,积累的政治资源越来越多,但位尊德薄、纵弟经商、纵妻敛财、纵子成患,利益链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巨大,越来越脱离控制,自己感觉却越来越好,岂不要崩溃?至于链条的哪个环节最薄弱,最先出问题,倒是有偶然性。


令计划之子令谷出车祸现场

  但是,令计划不会这么去反思。相反,他还会抱侥幸心理。毕竟,高级干部的腐败问题积累了多年,谁能确保自己那么干净?他还幻想着在统战部长的位置上平安着陆,全身而退。毕竟几十年了,很多同僚都有惊无险,得了善终。再说,自己一向谨慎,留下的把柄并不太多,反腐败的拳头应当不会落在他身上。

  然而,出乎他的意料,新一届中央领导响应人民的召唤,铁拳反腐,打破了“潜规则”。 2014年2月28日,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金道铭接受组织调查。接着,申维辰、杜善学、令政策、聂春玉、任润厚、陈川平、白云、梁滨一个个落马;随后是令计划嫂子孙淑敏、二哥令政策、姐夫王健康、弟弟令完成、妻子谷丽萍、侄子令狐剑的政商丑闻也一件件被抖了出来。其中,令政策是2014年6月接受组织调查,令完成是10月被有关部门带走。最后,在2014年的12月22日,令计划也束手就擒。作为“网状联心”结构的关键节点,令计划在这一年中,目睹一个个与他密切相关的人相继倒下,感觉到危机一天天迫近,但还得强作镇定,继续在各个公开场合露面,这当中的惶恐、分裂、孤立无援等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是谓无知。多少高官其实都是国学盲啊!

        文章来源:《国企》杂志       作者邮箱  bill@sinodex.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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