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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有多重要?
日期:2017-12-02 09:56:31 作者:韩德强 浏览: / /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成功了。在这个意义上,习主席干成了毛主席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依规治党,依法治国,也发动群众,但是,不是搞运动,而是检举揭发,有真凭实据。这是一场静悄悄的、政治上的文化大革命。

十九大有多重要?

 
       十九大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但是,究竟如何学习十九大,读懂十九大,如何将十九大精神与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生活联系起来,绝大多数人还找不到感觉。甚至一些高级干部也只是照搬照抄照讲,而不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实践,化作自己的语言,活学活用。如此,就可能将十九大精神学成十九大文字,形同“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十九究竟有多重要?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回顾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强大、渡过重重危机、经历生死考验的历史,辨识未来仍然可能存在的急流险滩、冰山暗礁,从而展望两个一百年的美好前景。
       文章较长,需要有耐心慢慢读。分节目录如下:
   
韩德强
2017年11月3日
 

      1、十九大堪比七大

      十九大刚开完,大家也都在议论。网上网下的气氛总体来讲是“喜大普奔”,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许许多多其实平时压根不知道政治是什么,也不知道要关心政治,对党也没什么感觉的无数普普通通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沉浸到了“喜大普奔”的气氛当中。特别是走在北京的街上,到处是大幅的标语,到处是一种似乎紧密围绕在习近平总书记周围的那种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景象!普通人的感觉是,哎哟,怎么这么热闹?这个家里出什么事了?说开会呢,开啥会?说头儿们都开会呢!普通人大概会是这种感受,说这个会很重要,然后张三李四王五马六……大家一阵议论。
      但是,这个会跟十八大有什么区别?跟十七大有什么区别?跟十六大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个“喜大普奔”的场面似乎隔五年就要出现一次的,那为什么这一次值得讲一讲?或者其实要搞清楚的是,党的大会有几次是很重要的?有几次是不太重要的?有几次可能还是有问题的?
历史上被党史比较明确加以否定的党的代表大会是哪一次?九大,1969年的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三年之后进行的一次大会,被认为是推行了极“左”路线的一次大会。可是在当时恐怕也是一个“喜大普奔”的场景,叫“全国山河一片红”!那可不就是“喜大普奔”吗?所以一次会议当时不是很能看得清楚的,要时隔多年以后再重新认识。那么同样,要去认识十九大,实际上也要有一定的历史距离感。如果没有距离感,那还得有一个东西,就是得有高度,有高度之后大概也可能看得清楚。
      如果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是哪一次?其实大家都知道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在党和红军陷入到生死存亡的时刻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军事指挥者、负责人的地位。
      那么在遵义会议之前有几次会议呢?其实是有六大、有五大、有四大、有三大、有二大、有一大,这几次会议常常被忽略过去。它们到底作了什么决议、做出了什么成绩、有什么贡献、有什么价值?其实大家不是很清楚。
     遵义会议以后还有一次会议显得格外重要!那就是七大。七大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将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从此,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进展神奇。
      如此观照,可以说,十八大堪比遵义会议。十九大堪比七大。十八大上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开始了大规模、高层次、持久性的反腐败运动,进行了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触底反弹,重新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信任。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可以预料,从此,“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的逻辑将渐渐消失,中国将谱写为人民服务政治的神奇篇章,引领世界政治潮流转向东方。
 

2、婴儿般的一大:陈独透的逻辑

      第一次会议——就是党的一大,严格讲起来,不是很重要,因为一大后来被证明除了党的成立以外其它都乏善可陈。只是说成立了一个共产党,但是,要干什么、怎么干、什么人来干,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不清楚的。一大的参加者成份也很复杂,各种思想都有。后来,牺牲的牺牲,叛变的叛变,消失的消失。坚持到底的大概也就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了。
      参加一大的这些人,实际上真正懂革命的人,少到可以忽略不计。我说得是不是有一点过分呢?并不是太过分。比如说,陈独秀懂吗?他虽不是一大的参加者,但他是一大的发起人。“南陈北李”,李大钊和陈独秀是一大的发起人。但是陈独秀就不见得懂。如果他懂,那么他懂的恰恰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马克思主义。“四一二”大屠杀以后,按陈独秀的逻辑,那共产党干脆就该被杀。马克思说了嘛,中国还是封建社会,还是要先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所谓的国民革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完了我们就可以功成身退了。我们不退,人家逼我们退,也情理之中。所以按照这样一个生产力决定论的、历史阶段论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先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资本主义阶段,然后等到中国社会只剩下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庞大的农民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时候才可以搞无产阶级革命。
      按陈独秀的逻辑,美国是最应该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因为它只剩下两个阶级了。实际上大家不用脑袋想,用屁股想就知道,这革命不可能发生在美国,而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第三世界各国。不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吸取全世界的财富。全世界的蛋糕都给了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大蛋糕里切一小片给本国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不想造反、不想革命了。这就是八十年代美国所谓“点滴下流”理论,就是你把全世界的财富流到美国去之后,美国资产阶级的蛋糕里头流几滴下来给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饱了,就不想要革命了。
所以,革命只能发生在连本国的资产阶级都只能吃蛋糕沫、蛋糕屑,本国的穷人连蛋糕屑都吃不着的国家,只有在这种地方才能爆发革命。这种逻辑,基本上就是后来列宁的思想以及毛泽东的思想的根源。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被列宁主义代替?因为马克思主义解释、指导不了革命的发生、发展、成功或失败。
       当然也有人去争议。比如说,在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还有人争议说,革命还是应该在美国先发生。而在俄国发生,俄国并没有充分的资产阶级化和充分的无产阶级化。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就是早产。有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就行了,别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发生,你就早产了,让无产阶级革命提前到来了。因为早产,勉强存活,病病殃殃,容易夭折。所以,苏联失败了。
       现在是2017年10月份。一百年前,1917年的俄历10月,发生了十月革命。那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就有激烈的争论。列宁认为革命的时机到了,我们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了,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去夺取政权了。那党内有另一派却说,不对,轮到我们去搞无产阶级革命了吗?时机不成熟啊!两派就在争论。不同意革命的一派,就去向当时的政府告发说:“我们的对手主张要革命啊。”这就泄露了要发动起义的机密。当时党内争论就争论到这个激烈的程度。而这一方拿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搞得列宁也没办法。要论证马克思主义如何错误,这个事情就很费劲。
最后列宁的意思就是,你不同意我也要搞革命,“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这是列宁的名言。对立面就批评说,这个不对,你这个叫唯意志论!历史阶段不到,怎么能凭个人的意志,政治家集团的意志,或者革命家集团的意志,把俄国历史进程给改变了呢?对方说,这个叫历史规律。列宁说,这是压制人民革命热情的规律,这就对吗?
       那多数的人怎么想?党内多数的人其实马克思主义学的不太好,或者没怎么学过。学得不好当然要革命了。人民要革命要解放难道有错吗?什么历史阶段论?这理论枷锁给它踢开!基本上是这个逻辑,这就构成了列宁主义。
      结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还真把资产阶级政府给推翻了。
      那是不是说,列宁对历史的理解就对了呢?这倒也不一定。列宁认为,可以搞中心城市暴动,可以搞无产阶级革命,只是要有个前提。俄国虽然还没有充分的资本主义化,但是俄国已经有一些资本主义的工业了,这些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在俄国经济当中起到主导作用了,俄国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有了这个前提,然后我们就可以搞革命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列宁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者说,那资本主义还很不充分啊,还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啊!
      列宁说,那没关系,革命一定是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链条发生的。发达国家、先进的帝国主义不容易发生革命,他是链条的坚固的环节,俄国是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所以会最先发生革命。    
      俄国在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头也已经开始有部分的工业,有部分的机器了。像彼得堡这些地方已经有比较多的工厂,有比较多的煤厂、钢厂、铁厂、枪炮厂,以及造船厂之类的。在整个俄国,它只占5%左右的比例。其实在经济当中,其比例是非常小的,但列宁的意思是,一是说我们已经有资本主义了。第二就是,资本主义已经起主导作用了。我们是资本主义,而且又处于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革命就应该发生在我们这儿。这个是列宁主义的基本的论证解释。所以,列宁还是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作变通解释。
      其实论证解释是知识分子的事。要害的是,群众希望什么?1917年的俄国群众,或者是在工厂里头一天十几小时工作的,吃不饱穿不暖的工人,或者是广大的俄罗斯农村地区的农奴。他们希望什么?当时俄国,也就是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都不单是穷人,而且是穷得不是一般穷的穷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赤贫穷人,不管是在什么历史阶段,都要革命,这就叫革命有理,造反有理。这就叫越穷越革命。所以,群众才不管马克思主义怎么说,谁号召革命,就跟谁走。而且,革命热情还非常高,几炮就把俄国的军队给战胜了。俄国军队的士兵们纷纷掉转枪口闹革命。因为,这些士兵们也是来自工人或者农民,是他们的孩子,深切地感受到饥寒交迫的痛苦。
      遗憾的是,陈独秀并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差别,从列宁主义退回到了马克思主义。所以,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强调历史阶段论,缺乏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脱离群众的革命愿望,成为了革命的取消派。

      3、毛泽东比列宁更革命

      要这么去思考的话,就会发现,毛泽东的革命性更强了。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列宁还要论证,我们已经是资本主义了,我们是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毛泽东要做这个论证的时候,其实有点被动,因为中国的工业比俄国当时是更不发达的,所以你要论证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搞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难度很大。再加上毛泽东的对手是吃洋面包的陈独秀。何况他还认陈独秀是老师。所以说,毛泽东要搞无产阶级革命,陈独秀说历史阶段不到。这就很难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毛泽东就没有搞懂马克思主义,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山沟沟里叫农民起义,那不叫革命,只有改朝换代的意义,没有社会革命的意义。
毛泽东当时被批得很晕,他想一想也是。在井冈山,谁是工人?哪一个人都是农民!我们这个队伍里头都是农民子弟,工人的子弟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仅有的一点工人成分是萍乡煤矿起义的煤矿工人。我们大家都知道,煤矿工人,你往好了说是最苦大仇深的,因为煤矿工人是所有工人里头干的活最脏最累、最抬不起头、死得最快的。因此,煤矿工人是革命性是最强的。往不好了说,煤矿工人其实都是农民工,其实是干了没几天就可能死在煤矿里头,所以,煤矿工人有先进性吗?煤矿工人代表先进生产力吗?这就是个问题。所以想来想去、数来数去,没几个工人,有的也只是农民工。
      那么,工人是怎么个定义法的呢?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工人是在现代化工厂里的、最有组织性的、最有纪律性的、最大公无私的、革命觉悟最高的。“工人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工人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一衡量,我们这队伍里头都是农民子弟,失去的还有土地,还有茅草房呢。茅草房算生活资料,土地算生产资料。所以,农民就不是无产阶级,农民就是被叫作小资产阶级的一个群体。因此,这个小资产阶级之所以革命积极性这么高,是因为你们要搞的是土地革命,你们要恢复的是你那个小土地的所有制。农民革命要搞的其实是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实际上不是要搞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只不过平均分一下的私有制。
       所以,这场革命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吗?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是指导一般革命的。农民去革地主的命,据说是没有出路的。农民革了地主的命,但是进了城、当了官、又在乡下置地成了大地主。这样的农民起义循环往复,是没有出路的。唯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才是不但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且要让这个社会没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要让阶级彻底消失的。这个才叫无产阶级革命。
所以说来说去,农民搞革命,要想再把土地分下去,分到自己手里,这是小农革命,农民起义。这一说,毛主席可能也有点儿搞不清楚。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要不就是陈独秀的取消派,革命不用搞了;要不就是另一种取消的方式,就叫托派。
       托派跟列宁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列宁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先搞革命。托洛茨基这一派说“革命啊,你哪怕在一国取得胜利,比如在苏联取得胜利,也不可能持续的,革命必须全世界无产阶级同时革命,叫世界革命”。“世界革命”,听上去特吸引人!全世界无产阶级同时起来革命,把资产阶级都推翻!如果不做到这一点,资产阶级会包围你,镇压你,所以你那个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可能成功的就唯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同时革命。这个观点一度在苏共党内很有市场,但最后被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所征服。道理很简单,世界革命理论一旦落到实践中,就意味着与周围所有国家为敌,国内的经济建设就没办法进行,人民群众也会没有饭吃。
      托派不但在实践上是错误的,在理论上更是极端幼稚的。全世界还有那么多殖民地呢!那么多殖民地,经济上基本是农业和矿业,他们其实是为中心发达国家提供资源和农副产品的,按照生产形态来说是不太可能成为发达工业国的。那这些国家就很难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彻底的两极分化,要等到全世界无产者真联合起来同时革命的时候,反而等到猴年马月去了。所以,看似激进的托派理论,其实也是个取消论。陈独秀等待本国时机成熟,是消极的。托洛茨基要等待全球时机成熟,岂不是更消极?
       所以,积极行动的,是列宁主义。比列宁主义更积极行动的,是毛泽东思想。

     4、斯大林两端下注

      当然斯大林指导中国也是含糊不清的。斯大林的思想当中两个成分都有,一个是说中国要是搞了红色革命——那时候也叫颜色革命,只是颜色比较单调只有红色——如果中国搞了红色革命,那这个事很好。因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跟中国无产者联合起来岂不是很开心的事情。所以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立刻组织了共产国际,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就纷纷跑到俄国去开大会了。俄国就开始输出革命。比如说在巴西发动共产主义革命,在阿根廷发动共产主义革命,在委内瑞拉、在墨西哥……在全球各地,只要你们愿意搞革命我都愿意给予支持。列宁当然也有这个意思。虽然说全世界无产者同时革命这个不太现实,太宏大,但是人家愿意革命,我去帮助一下这个是没问题的。所以,共产国际实际上有一个让全世界无产者都来闹革命的意思。
      列宁是在1924年去世的,去世以后是斯大林接他的班。斯大林接了这个班就包括指导共产国际的工作,那各国的革命究竟是怎么指导的呢?实际上斯大林是两头支持的。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最好是搞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那退一步搞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不错的,反正总比封建剥削要好。历史是要这么去进步的,要资产阶级的社会去代替地主阶级的社会,资本主义的代替封建主义的社会,大概按马克思的逻辑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具体到中国,斯大林准备支持谁?因为现成的有一个叫国民党的,这个国民党是有一定的市场、地盘、实力和历史的。孙中山又跑到苏联去说,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斯大林一听,这个听上去也不错,就是带点红色的蓝色革命。我们假设把资产阶级革命定义为蓝色革命的话。蓝色这个词也有出处。1989年中国有一部向往资本主义的纪录片、政论片,说中国是一个黄色文明,是一个黄土高坡发源的黄色文明,以黄土高坡和黄河作为底色,其特点是封闭、是内敛、是陆地型的。我们要海洋文明、蓝色文明、开放文明,这个基本上大概是《河殇》的基调。所以,把资产阶级革命叫蓝色革命,大概也是可以这么说的。所以,如果蓝色里掺点红色,孙中山既要搞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又带点工人农民的色彩,扶助农工,这挺好,斯大林就很支持。那边共产党要搞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红色革命,也不错,很好,也支持。
      但虽说两头支持,其实给国民党支持的多,给共产党支持的少。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多少,也可能就是给国民党十块钱,给共产党一块钱,可能都会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人数的原因。你共产党人数少,给你那么多钱,你花不掉。国民党人太多了。国民党在当时21年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党,虽然跟今天的、跟后面的无法相比,但是国民党员的数量是数以十几万或者几十万是可能有的。当时我们才几十个人。所以给国民党十块钱,给共产党一块钱,按人头算说还是优惠了共产党。这就体现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指导思想上的犹疑不定。如果以今天的市场眼光分析,斯大林就是两面下注、两头投机。说的不好听是这样的,实际情形可能就是犹疑不定。在当时他要支持的孙中山,国民党内部,也是犹疑不定。这是两个犹疑不定。
      孙中山要搞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周围支持的国家也不见得多,老百姓支持的也不见得多。周边国家又是怕中国真的搞资产阶级革命。你搞资产阶级革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那我的原材料、殖民地哪里去找?比如日本就希望中国是个农业国,是一个日本的资源国和初级产品加工国。你本身不要搞工业,工业让日本来搞,农业让你中国来搞。因此,中国要是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工业革命,把这两个革命叠加在一起,(假设人们通常认为的,有资产阶级革命就有工业革命,假设人们是这种逻辑论证的话),那最好你别发生。所以,有这样一个情况,周边的英国、美国、日本这些国家,不见得真心支持你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你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工人、农民也不一定支持。凭什么?支持你资产阶级上台后,我还是受你剥削、压迫、欺负,所以,我工人、农民要自己搞革命,我们不但要推翻封建地主,要推翻皇帝和他的大臣,我连资本家也要推翻。这就是工人、农民的愿望。
      那么,孙中山想搞革命,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所以最后他就发现这个事情如果不靠工人、农民的力量,不把工人、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会缺乏足够庞大的群众基础,无法实现资产阶级革命。所以,最后孙中山下决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同样重要的是,不但阶级基础孙中山要扩大,而且组织方式上要摆脱原来“会党”的组织方式,他要搞中央集权的一支新军,一支直接能听孙中山指挥的一支新军。而这支新军,苏联愿意帮他建设。这就是黄埔军校开始的故事。
      因为历史上孙中山到处寻找支持革命的力量,然后人家支持是支持,但都是三心二意的、半心半意的,或者七心八意的来支持。就是走一段就分裂了,走一段就分裂了,走一段就背叛了,走一段就背叛了。所以他遭遇了无数次背叛之后,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愿望,就跟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定位不清的这种内心状态结合起来了,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局面。苏联就劝共产党说,反正现在是国民党力量大,你加入进去,你帮助他成为更加先进的政党。苏联又劝国民党说,你不是要真革命吗?你想要扩大群众基础吗?把共产党吸收进来。
     就这样,两头一撮合,国共两党就结婚了。或者说,共产党就嫁给国民党了。这是第一次结婚。但是真结婚了以后,毕竟出身经历不一样,性格脾气不一样,各自的阶级基础不一样,理想追求不一样,同床异梦,两头就都有了闹离婚的想法。

      5、农村包围城市才是革命的普遍规律

      共产党说我既然要闹革命,我肯定要发动工人农民,这以毛泽东作为比较清晰的代表。所以,湖南农民运动好还是不好?好啊,分田分地啊!
国民党这边就觉得这不好。分谁的地啊?分我老爹在农村的地。那我老爹说共产党来分我的地,你得帮我做主。所以,在国民党军官层里就形成一个逻辑:“减租减息,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你分田分地的话,这个革命太激进了。你不讲规矩嘛,你直接把我们家的地给拿走了,你破坏私有制嘛,破坏私有产权嘛,这你不是强盗土匪吗?”有事好商量嘛,国民党方面大概是这种声音。那怎么商量?地主的意思是这个地是我的,一年租金多少多少,咱是可以商量的,就是三七开,或者二八开。但分地这个事没商量!实际上农民跟地主的关系,看上去好像可以商量。一到实际生活中,就不好商量了,就闹崩了,闹崩了就变成国共分裂。
      而对于共产党来讲,这第一场婚姻实际上是很受伤害的。整个是被国民党给抛弃了,被杀得七零八落,基本上十去其八。伤害非常惨重。
      那共产党这边收获有没有?其实收获也是有一点的。虽然十去其八,但是那剩下来的二成,还是比合作前的共产党人数多。比如说,在国共合作之前的共产党,全国大概有数百名党员,后来国共合作之后,一下子扩大到五万多人。虽然被屠杀了四万多,还有一万左右。总体上讲,队伍有所扩大,影响有所扩大。更加重要的是,在国共合作这个阶段,锻炼出来一批党的干部和党的军事干部。在国民党控制的黄埔军校里,共产党上实际上掌握的力量不小。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按说我们是嫁进去的,但实际上我们掌握了对孩子们的教育权。后来,就有相当一批国民党的军事干部共产党化,或者共产党干部掌握了武装,这就为南昌起义奠定了军事干部的基础。所以,后来才能有朱德、贺龙、叶挺、陈毅他们搞南昌起义。以至于后来我们军队当中的军事技术、军事中的正规化的因素都其实跟南昌起义这支队伍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第一次合作。被屠杀以后怎么办?跟国民党斗呢?还是干脆我们认了哑巴亏?毛泽东的结论就是那我们也拿枪杆子,我们跟他斗到底!
那么,你凭什么干到底?毛主席的意思就是根本上靠农民。中国 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广大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这是毛主席的想法。
      但是,不但陈独秀不支持,而且去莫斯科参加六大的党代表们没几个支持的。
      他们的逻辑是什么?革命,就得按照俄国的经验,在工人阶级当中组织、宣传、动员,在大城市展开中心城市暴动,然后一举夺取革命的胜利。这是俄国模式。听说毛泽东跑井冈山打游击去了,他们就都笑了,觉得这不是水泊梁山吗?这是农民起义呀。毛主席的意思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但他们的意思是,农村是落后生产力所在地,落后生产力跟城市先进生产力是没法打的。
所以,当时党内主要就存在这两种论调:要不就在中心城市暴动,要不就是革命条件不成熟,只能等待、取消。这就是革命的速胜论和亡革论。显然,中心城市暴动的这种主张,既有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支持,又有我们党被国民党镇压了以后的那种复仇情绪的支撑。这也就有了两种浮躁急躁情绪:如果说革命是漫长的、要等22年以后的49年才能成功,大家想一想这革命太漫长了,我也就不参加了;如果革命马上能成功,那咱拼他一把。
      这样看,至少在党内的高层,实际上,毛泽东是少数派,差点还被开除了党籍。他们觉得,你这个家伙不听指挥啊,你还老有自己的一套啊,你老不服呀,开了你的党籍!后来,大概是说开了中央委员吧,是特派员传递错了,党籍没被开除。所以说,中心城市暴动这一派,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一派,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情绪,而是我党高层的普遍情绪。而准备长期作战,打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的这个逻辑实际上是少数派。
      那么,什么叫毛泽东思想?其实毛泽东思想跟列宁主义相比较而言,是更加注重长期作战的,更加注重在长期作战当中形成主观力量的积累。这是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重大区别。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与列宁相比,毛泽东的唯意志论色彩更加强烈。究竟谁是唯意志论呢?是强调客观规律的速胜论者呢?还是注重主观力量积累的持久战论者?
      十月革命并不是力量长期积累的结果。因为一战失败,沙皇俄国不推自倒。在二月革命中形成的克伦斯基政权软弱瘫痪,所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苏维埃就掌握全国政权了。但是,掌握容易巩固难。沙皇俄国留下的军队是不可能接受新政权的,是要疯狂地反扑的。周围各国都不想看到一个要消灭私有制的政权。无论是开明的英国,还是保守的德国;无论是浪漫的法国,还是守旧的奥地利,都把苏维埃政权看作是“恐怖主义”政权,看作是今天的IS,“伊斯兰国”。所以,才有十四国联合武装干涉的局面。
      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既要对内作战,又要对外作战。在两线作战、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就是靠了强大的理想、信念,列宁组织领导工人和农民顽强奋战,站稳了脚跟,不断地扩大地盘,最后真的战胜了对手。
      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今天的IS啊。最近IS在伊拉克、叙利亚的重要据点,摩苏尔、拉卡等几个大城市都被拿下了。但就是连西方媒体都承认,IS没有真的失败,它还可能卷土重来,还可能复活。只要你西方的武装力量一撤,它很可能就又会卷土重来。
      还有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它在1996年就掌控了阿富汗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其实是控制了阿富汗政府,成为了实际的阿富汗政权。至少当时有两个国家承认它,一个是沙特阿拉伯,一个是巴基斯坦。2003年,美国发动对阿富汗的入侵,塔利班政权被迫退回农村和山区。2014年底,原有的13万美国和北约的军队撤走了十分之九,现在剩在阿富汗的大概一万三千人。此后,塔利班就又卷土重来,现在控制了大概五分之二的土地,离三分之二已经不远了。而且塔利班牛得很,基本上就是敌进我退,你来了我走,大城市我让给你。山区反正你进不来,地广人稀的地方很便于周旋。由于塔利班再度活跃,最近,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相继访问阿富汗,相继和巴勒斯坦等周边国家谈,一定要消灭塔利班。特朗普宣称,美国不再撤军了,还要增兵阿富汗,要接着打。但是,塔利班说,行,你来,我们让阿富汗成为美军的坟地。因为,塔利班卷土重来之后,无论是骨干水平还是政策水平都提高了,武器装备比1996年和2001年的时候要强得多,群众基础也要好得多。美军最多的时候派到十万,你现在准备派多少?三千还是五千?这点数量正好喂塔利班,不可能有什么意外的。三万、五万还有可能相持,三十万、五十万才有可能消灭塔利班。可是,特朗普真明白这个道理吗?
      所以,不要以为十月革命的故事真的过去了。反过来讲,当初列宁领导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打得还真漂亮,三年多功夫一一击退周边的联合围剿,肃清国内的沙皇遗留军队,即所谓白匪。
      那么,1927年以后的中国革命的情形,其实和当时十月革命时候的情形很不一样,我们面对的是新生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
蒋介石政权他有很多弱点。他其实只是众多军阀中的一个,里里外外有各种敌人。他忙不过来,所以,井冈山根据地就发展得特红火。“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其实,因为人家围困的军马少,都在打中原大战。真要围困的多了,其实也有问题。但是,蒋介石政权是一支正在成长中的新型力量,而不是当初的克伦斯基政权一触即溃的那种状况,所以虽然他有问题,但你要打败蒋介石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情。
      井冈山一带,地域狭小,物产又不丰富,枪炮又没个来源。所以,《游击队之歌》,虽然可以唱得激情似火,但你真要当游击队员,在深山丛林里头去宿营,或者想着“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有路,就不怕远。只要我们敢战斗、能战斗,早晚有一天,造着愚公移山的精神,总有一天能干掉你!
      这种精神并不是天生的。我们都知道上井冈山的部队,跑的跑,逃的逃,死的死,伤的伤,真正留下来就剩十分之一了。很多人觉得,这山沟沟里真的没啥吃的啊!这闹个什么革命啊?先把自己的命搭上了,先革了自己的命。这事儿不能干!所以,实际上是有好多逃兵。 这时候靠什么?靠三湾改编,靠古田会议,为我们这些农民战士注入理想和信念。所以实际上是自上而下注入的理想和信念,不是我们的战士普遍有这么高的革命觉悟。
      如果你是个学者,到27年井冈山上去看一看,会很悲观的。不但学者,甚至优秀的指挥员如林彪,也怀疑红旗能打多久。这其实是个普遍情绪。只有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现在想,关键就是林彪不好意思跟毛泽东争。他真要争起来的话,“星星之火”也可以被一泡尿浇灭啊!更何况人家拿着高压水枪到处追你、滋你呢!
      当然,林彪也很愿意相信星火燎原。他也想革命,听说能燎原,那咱就试试看,“没准咱们还能燎原了呢”?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语言大概是这样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成功了呢?”这些人说到底是没有梦想的!林彪大概介于两者之间吧,它可能“万二”呢,“万五”实现了呢?在实际斗争中,积小成大,积少成多,老是打胜仗,慢慢就有自信了,正反馈的感觉也就出来了。所以井冈山就这么着立住脚了。
      我最近看肯尼亚的历史。1952年,肯尼亚成立了一个毛毛党,发动了毛毛起义,向英国殖民者发动了游击战争。我想这“毛毛党”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所以,各国革命者受毛泽东思想启发,只要是穷人想革命,就不再需要考虑历史阶段问题,工人阶级问题,更不需要读《资本论》,甚至不需要读《共产党宣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怎么反抗?躲到敌人力量薄弱的环节,藏到深山老林去打游击!
所以,从五十年代起,几乎所有贫穷国家都有了共产党,游击队。一直活跃到最近的,如尼泊尔,菲律宾,印度,缅甸,哥伦比亚,尼加拉瓜等。早一点的,如越南,古巴,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甚至在日本、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有游击队的长期活动。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世界影响。为什么美国至今还将中国视为异类?因为新中国曾经带动了无数国家的反殖民、反压迫、反剥削的力量,使美国不得不四处灭火,陷入各种各样的泥潭和沼泽。
      美国指控中国“输出革命”。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这么干。我们外交政策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没有想去鼓动革命,但是你要来请教学习革命经验,这个我们还是很乐意传授的。问题是,革命经验很简单,就是上山打游击,建设根据地,打持久战。
但是,这是后话。当初要进山沟沟里打游击,斯大林就很怀疑。山沟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吗?你会不会是军阀呢?会不会是土匪呢?会不会是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呢?
      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军阀也都是可以用“人民的名义”的。比如说,我们说“国民党是新军阀”。国民党说,“我是三民主义啊,谁说我是军阀?我有主义啊!我有主张啊!我不是军阀啊”!你去问阎锡山,“你是不是军阀”?他说,“不是啊,我是‘山西共和国’”。没一个人往自己脑门上贴“军阀”标志的。那你共产党贴的不是“军阀”标志,但是别人认定你是“军阀”,你也没脾气。他们说,“军阀混战有你一份,你放下武器就不是军阀,你拿到武器就是军阀”。实际上,在当时的话,给你贴“军阀”的标志都是轻的,说重了就叫“土匪”,贴上现代标签就叫“恐怖主义”。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吧?说共产党曾经搞过恐怖主义,也不是一点由头都没有的。当然,从根本上讲,我们跟今天的“IS”或者“塔利班”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他们袭击平民,而我党从来不干袭击平民的事。但你有没有误伤啊?误伤很容易发生的。你要打一个城堡或者你要打一个城市,那个城市里的国民党军队一定是把城市里的老百姓作为人质的。你要去打他的时候,一定有一些平民会被误伤的。然后,国民党不说他把这些人做了人质了,不说他们劫持绑架的问题,他就说你消灭了平民了。国民党会掌握一些主流媒体,他完全可以在他们掌握的主流媒体上把共产党妖魔化成“杀人越货的、伤害平民的一个恐怖主义集团”。完全有可能啊!
       当然,更深层说,需要定义什么是“恐怖主义”。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定义的话,“国家”那是“合法的恐怖主义”。什么叫“合法的恐怖主义”?因为政权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是合法的、系统的恐怖主义,以维持一个剥削、压迫的秩序。因此,需要用暴力夺取政权,砸烂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定义用在风雨如磐的二十年代最合适不过了。当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时,那么数以万计的被消灭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农民是什么,难道不是无数的平民吗?所以,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就是“掌了权的恐怖主义”,“合法的恐怖主义”,并不为过。
       我们现在讲“恐怖主义”的时候,前提是说现在的各国政权合法,国际体系合法。一旦定义发生变化的话,那谁恐怖?说不定啊!在这些问题上不能够把话说得太绝了,万一人家成功了呢?你还和他打不打交道?万一塔利班真成了国际承认的合法政权呢?毕竟,这个国际社会最深层的逻辑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
       当然,这是岔开去了。但连伊斯兰的斗士们都不知不觉运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可见,尽管“农村包围城市”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列宁主义,但是,符合什么?符合斗争的“常识”。怎样以弱胜强?必须寻找强者的弱点。这是常识。在对方力量薄弱的地带去积累己方力量,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削弱对方,增强自己,是所有革命者取得成功的武功秘籍。所以,中心城市暴动的胜利,是历史的偶然。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是革命的普世规律,普世价值。
       遗憾的是,尽管后来我们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取得胜利了,我们也没有这么自信地去表达说“农村包围城市”是普世价值,你那个俄国革命才是偶然情形!我们仍然把普世价值定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上,退一步才是列宁主义,再退一步才是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很可能是应该倒过来,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才是正解。退一步,退到俄国十月革命去,退一万步,才有可能退到全球无产阶级同时革命——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马克思所设想的教科书定义的革命其实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那不是革命,革命不可能这样发生!马克思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实际上是很不到位的,很幼稚的。以为到了某个危机时刻无产阶级一哄而起,就可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不可能!经济危机再严重,只要国家机器动员起来,仍然足以消灭要一盘散沙的革命者!这是历史和社会的常识。所以,马克思所定义的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一种革命乌托邦,是一个不可能的革命!
       遗憾的是,我们把“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段仍然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就叫做没有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说“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这才是革命的正解,是常态”,这个就叫“中国革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你现在看世界但凡存在革命队伍、革命活动的地带大概都符合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全球各地你放眼去看,统统符合,所以这个才叫普世价值!
      马克思倡导革命,但是他没干过革命,他没有拉过队伍,没有跟镇压革命的力量去较量过,所以他那是想象革命、幻想革命,他不懂革命!所以这个地方就出现了关键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还是可以说中国才是正解?

      6、卢布革命差点毁了中国革命

      但这场争论,当初,不可能像我今天这种表述法。
      因为,当初是共产国际领导的世界革命。我们受到苏联的支持,我们需要苏联作为大后方。我们这里一旦受了伤或者出了什么问题就得往苏联跑。大革命失败后,实际上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去了苏联,留在农村搞武装斗争的是少量的。然后,他们在苏联指导下总结经验教训,在苏联获得休养生息,从苏联拿了钱、拿了枪炮、拿了电台,再回来。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说,当初中国革命是一场拿卢布的革命,这个在初始阶段是真的。
      问题在于,卢布革命是失败的,中国革命才是成功的。而且,卢布革命还差点毁了中国革命。
但是,在井冈山时期这两股力量还不清楚。毛泽东其实是很有组织纪律观念的,他很愿意去服从党的领导。党说你错了,那错就错了。说把你党的职务给撤了?撤了就撤了。他是服从组织决定的,大多数人说你错了,那可能就是我错了呗。虽然他也比较郁闷,但是是接受这个处分,接受这个决定的。
      实际上,以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这些人为代表的留苏派,他们在中国搞了一次又一次的城市游行、城市示威、城市罢工、城市武装暴动,城市的各种地下秘密工作通通失败之后,即卢布革命失败之后,才跑到瑞金来的。跑到瑞金来之后,那当然就要根据地的领导权,就要现场指挥游击战争了。本来,留苏派一直是从上海发一个电报,或者说,三五个月传一封信到瑞金去指挥。那种指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他们来到瑞金,就对毛泽东横挑鼻子竖挑眼,看着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不顺眼,就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他们要来点儿正规的洋战争。
      啥叫正规?那就是由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苏联军官,以及当时在苏联军队里头的一些德国教官来指挥作战。问题是他们这帮洋教官其实老打败仗,因为洋教官比较熟悉的是两支现成的军队对着干。“现成军队对着干”就是朱德所熟悉的模式,井冈山早期就发生过一场争论。我们这支军队究竟是一支在正常供应保障的情况下,硬碰硬、打硬仗的军队呢,还是说我们这支军队是一支孙悟空式的军队?敌人来了我们鸟兽散,都穿上老百姓的服装,成为这家的女婿,那家的儿子,都躲起来了?那这个渔网一撒下来,鱼都变成水了。鱼水情深都可以到这地步,鱼就是水,水就是鱼!等着你网一撤走,那个水又变成鱼了,无影无踪,这就让那个网根本就没法逮你!现在来了这群洋顾问,来了这群在苏联啃面包的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者,说硬碰硬、阵地战,这么就把红军从30万人打到了3万人。
      所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就是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当时,蒋介石的算计就是再过几个月就可以把共产党都消灭啦。但是,没想到在遵义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当然在遵义城里头开的是公开会议——总之就开了这么一个遵义会议!这个遵义会议当中李德啊、博古啊什么的,最后他们大概是觉得,哎哟,再打下去,他们也没招,听说还是老毛行,这支军队又都是他创下的,老本是他的。他们把老本快给赔光了,怎么办?那这公司还是让他来经营吧。就是这么着,毛泽东又开始经营红军。这就叫“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后面的故事就比较熟悉了。

      7、十八大堪比遵义会议

      “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话在马克思听来更觉得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哎哟,个人的作用太大了!我们是人民的党,是人民的军队,应该是人民说了算,结果——人民因为七嘴八舌嘛,人民也不一定有长远眼光和整体眼光嘛——有了这么一个领导人之后,哇,这起死回生了!那么,这个领导人是不是就有点像“神”呢?那不就是说最后我们革命的命运就掌握在一个人手里了?没了毛主席难道我们革命就不能成功吗?革命的成功就靠某个人的努力吗?这个革命成功太有偶然性了!
      那按照毛主席的逻辑,其实革命的成功就是跟人的主观能动性、跟偶然性密切相关的!但是“偶然性”这个东西听上去就不舒服。
其实,革命的失败往往是必然的,成功常常是偶然的。这样的革命你还参加吗?这就难。但大家仔细去看全世界各国这一百多年的革命,即使采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实际上失败是绝大多数的,成功就是偶然的,是依靠优秀的领导人的!过去因为我们要得到国外的资料比较困难,我们的眼光就比较狭隘。现在,我们有机会看到各国、各个时期、各个政党的各种各样的革命,几乎没有不归于失败的!所以,革命的成功是偶然的,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所以,“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党”这话,千真万确!这才是革命的规律!
      为什么革命容易失败?一方面是反革命力量的镇压,另一方面是革命队伍内部常常想法不一致,领导关系不稳定。在领导稳定和集中的队伍中,领导者的水平往往也不高。万一有了高水平的集中稳定的领导,领导人还很有可能死于敌人的炮火或子弹。
      对手也清楚这种革命的规律。“哦,个人的作用那么重要,是吧?拿头颅来”!当初其实蒋介石不是不想拿头颅,是拿不着。你一定要知道,现在塔利班的头或者IS的头或者博科圣地的头或者索马里青年党的头,统统是被美国以60万美元或者100万美元悬赏的。伊拉克的萨达姆为什么被搞掉?是他的保镖为了2500万美元的赏金而出卖了他。他们其实就明白,因为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成功是偶然的,只要把其中的关键人物“啪”一搞掉,基本上你就“鸟兽散”,问题就是这么严重。
      当然,美国没想到还有一条逻辑,就是革命的成功是偶然的,但革命拖下去它不需要杰出的领袖。拖下去是可以的,就是周旋嘛,慢慢拖。所以实际上塔利班的头死了一任又一任,IS的头死了一任又一任,但不影响它继续活动和存在。为什么?因为反抗情绪是普遍的,继任的领导者并不需要特别才华,就可以将革命拖下去。美国按照逮捕或者消灭杰出领导人的逻辑,不停地去悬赏,结果他逮的或者被消灭的统统是一般的革命领导人,搞得他很郁闷,问题的另一面其实是在这儿。
      老提IS啊、塔利班啊,似乎有点不合时宜。我们今天当然是站到了要消灭IS和所有的恐怖主义的立场,我们坚决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可是当初呢?当初其实不是很分得清楚的。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呢?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如果说遵义会议前,党和红军曾经濒临绝境,那么,十八大前夕,我们党也已经绝症在身。
      在十八大以前,我们这个党实际上是越来越腐败的,而且是控制不住的、遏制不住的腐败。层次很高,范围很广,程度很深,几乎没有人对反腐败有信心。党内腐败的这些官员们都想办法要搞国外的护照,或者至少要有个绿卡,再不济就是把老婆孩子先都送出去,是真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党后面还能开十八大、十九大,就是没想到这党代会还能开下去!其实都在准备逃跑。这个“都”字可能用得过了一点儿啊,反正比较敏感的那些都感觉到,制止腐败不太可能,与其你腐败还不如我腐败。然后就纷纷比着腐败,基本上是一个压倒性的腐败的态势!我们现在是反腐败的压倒性态势,那个时候是腐败的压倒性态势!而国内国外纷纷流传的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
      老百姓也在想,那怎么办呢?因为对反腐败没有信心,那就想着,既然你们都腐败了,那你们就不配继续领导中国,那我们就要民主、自由的西方体制,就要多党制。殊不知,腐败了的官员也在这么想,现在将贪污受贿得来的资金转移到国外,将来中国搞民主政治,再拿钱回来买选票,继续在中国掌权。当然,还有一些人在想,再次搞武装革命。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突然冒出来一个习近平,他当了总书记,一番宣誓说要“为人民服务”。大家当时都听蒙啦。大家都习惯了“为人民币服务”,怎么跑出来一个人要“为人民服务”,这个是什么时代的古董?大家其实都觉得“说大话吧,吹牛吧,不可能吧”,其实党内弥漫的是这种情绪。更何况,当时一员反腐败的大将正好折损——那个唱红打黑的山城领导人至今还在服刑呢。审了他这么长时间,其实也没审出多少钱来,那栋法国别墅又不是他的。那为什么非要他服刑呢?就是一个道理:腐败是压倒性的,反腐败显得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的。这种情况下,真的是普遍没有反腐败的信心。
       那时,中国崩溃论真的是此起彼伏,一轮又一轮。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的观察家都认为中国要崩溃,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崩溃的问题了。开始说可能是2002年,没崩。说不行那就2007年,还没崩?然后那就下回,2010年,总可以了吧?或者,再退远一点儿,2015年?总之,在中国要崩溃的这个问题上,国内外的观察家几乎没有什么异议的,只有在时间点上有异议。
      所以,十八大所取得的成绩其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一场了不起的自我革命的开始。十八大这一届落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加起来的数量是35人,相当于从1949年到2012年这个期间的总和。也就是说,建国63年落马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的人数,一共是35人,而最后这5年里头也是35人。所以,这么短时间内,这么密集地落马中委,那可真用得着四个字,叫“史无前例”。王岐山的署名文章《开启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就用了“史无前例”:“440多名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8900多名厅局级干部、6.3万多名县处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惩处,反腐败力度史无前例、成效世界瞩目,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史无前例”!这个词可是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一个固定搭配。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搭配,行吗?行!史无前例,不就是历史上找不到先例吗?找不到先例不就是创新吗?这手机以前没有,好东西吗?好东西嘛!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史无前例的政治文化创新嘛。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我们后来人用词,创新就是好东西,史无前例就是坏东西,其实这俩是一回事啊。你怎么这么僵化呢?这么教条呢?当然,那创新也有失败的,史无前例也有失败的;创新也有成功的,史无前例也有成功的。
 

      8、腐败化的大门是谁打开的?

      当然,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你要在国际共运的历史上,那有比这还厉害的。那就是斯大林时期。斯大林时期,主要是在1934年的苏共十七大以后,70%的中央委员被处决,近60%的十七大党代表被处决。正是这场大清洗,使斯大林成为一个国际共运史上有争议的人物。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反斯大林的报告,控诉斯大林的大清洗,全党哗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哗然,西方各国哗然。正是这场报告,埋下了中苏分裂的根子,埋下了苏联解体的根子,开始了国际共运衰败的进程。
      怎么比到大清洗去了?难道我们这是大清洗吗?哎,海外许多媒体用的词就叫“清洗”!绝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反腐败好,反腐败不是搞清洗,不是排斥异己。每一个被确认的腐败分子,那都是真凭实据,铁证如山!说腐败,说贪污,说受贿,说权钱勾结,说违反党的纪律,说没有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全是铁证如山!每一个腐败分子落马,人民群众都拍手欢呼,都在呼唤,中纪委什么时候巡视到我这儿来?“我们这儿有一大堆呢!”,基本上是这种情形。谁说“清洗”啦?是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唤和愿望,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所以,我们不觉得是“清洗”。
      但是,西方媒体对中国有偏见,他总是用最负面的词汇来形容你。不过,当他们滥用“清洗”这个词的时候,反过头来让我觉得,当初斯大林的清洗是不是可能还是有些道理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当听到斯大林处决了那么多中央委员和党代表后,无一不觉得斯大林不但独裁专制,而且残酷无情、草菅人命。但是,如果斯大林真的是一个杀人魔王,那么,为什么苏联人民还能团结在斯大林周围打赢卫国战争,打败德国?为什么至今俄国还有许多人怀念斯大林?其实,即使斯大林做得很过分,也只是个过分的问题,而不是从根本上错了。列宁留下了一个民主作风比较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甚至能够包容最危险的告密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但是,这样一个民主程度较高的党,也就意味着分散程度较高,各自以为是的程度较高,混乱程度较高,窝里斗程度较高,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矛盾争论不休,凝聚不起共识,更谈不上执行力和战斗力。所以,斯大林所面临的局面很可能是苏共的混乱与分裂,苏联解体的危险。在阶级斗争警惕性很高的年代里,斯大林将这些各执己见的中央委员和党代表看成是阶级敌人,或者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情有可原。
      老好人思维想象不出政治高层的矛盾有多复杂,问题有多深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实也是这样。许多老百姓不懂装懂,以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杀功臣。“杀功臣”是中国人的用语,西方话语就叫“清洗”。其实不见得是杀功臣啊,如果你这个功臣腐败了、贪污了,你不杀行吗?不抓行吗?不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怎么到功臣这里就不平等了?我们学过正当防卫。你不能光说杀人了,你得看他是什么原因杀人,他可能杀得还是对的,叫正当防卫呢!怎么就不问问这个问题?这就是因为西方人看不上、不喜欢、讨厌斯大林,所以,你干的坏事当然是坏事,好事也是坏事!
      要是站在落马的中委和官员们的角度看,他们还觉得冤枉呢!他们怎么觉得被冤枉?因为腐败已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里里外外的潜规则,甚至是明规则。拿钱办事,不拿钱不办事,权钱交易也是一种市场交易嘛,这是公平买卖。中国的腐败还有个特色呢,收了钱是办事的,不办事他还把钱退给你。这跟比如说印度尼西亚的腐败,跟俄罗斯的腐败它还是有点区别的呢。人家是钱拿下,事儿不办,办砸了,也不退,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的腐败还是有点“度”的。什么叫“度”?就差不多是百分之十嘛。这也是个潜规则,就比如说,一个合同一个亿,一千万差不多就是腐败收入。然后,腐败收入也不是一个人独吞,还要给周围相关人分一分,大概就是这个逻辑。
      腐败这个潜规则,大家已经普遍地、公开地在进行的了,习以为常了,成了习惯法了,怎么突然就说这个不对了?怎么就有问题了?我怎么还犯法了?我还违反党规党纪了?这他就没想明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些搞腐败的领导人往往被说成是改革英雄、改革先锋,点子多,脑子活。像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这样的,他大概涉案金额一百多个亿。刘志军就觉得冤枉。他说,你看我领导的高铁建设,价值数以万亿计,你们现在都在称赞它。但是,非常抱歉,谁干的?你如果按一万亿算,我一百亿无非是百分之一的利润率。如果按四万亿算,我的利润率就百分之零点二五。我拿的不多呀,这是等价交易呀!
      等价交易,功劳越大,收益越多,天经地义。你开一个资产和销售额都过万亿的大公司,请一个能干的CEO,只给他百万年薪,他接受,你放心吗?或者换一个情景,大官相当于是权力的一级批发商,基层干部相当于权力的零售商。一个乡镇长或乡镇党委书记,就是一个权力的零售商,尚且能受贿百万、千万,甚至还有上亿的。那一个重权在握的铁道部长,该拿多少钱?批发商赚得多、零售商赚的少,这不是很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吗?怎么我就有问题了?你们这不讲理!
      中纪委说,你不是宣誓过要为党和人民服务吗?怎么想着钱了吗?刘志军说,那宣誓是说说的。不错,党章、党规、党纪以及国法都摆在那里,但我为官这么多年,从基层干到高层,从来就没用过,都生锈了,都布满蜘蛛网了,突然间怎么牢笼就张开了?我就进去了?我不明白啊!那凭什么啊?再说你把我抓进去了,那我旁边的张三,你怎么不说了?李四,你怎么不说了?王五,你怎么不说了?就单说我呢?冤枉啊!
前一个阶段不是说,十四大起不讲姓资姓社,十五大起不讲姓公姓私,发展是硬道理,反腐败是软道理,这是公开的游戏规则啊!专家们不是也在论证,腐败是改革开放的动力,是权力的润滑剂。没有腐败,就不需要改革开放;没有腐败,就不能推进改革开放。你们现在还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动力何来?
      你看,刘志军就是振振有词。刘志军甚至可以说,你们说要不忘初心。很好,但是,我记得的初心是升官发财。以此初心,畅通无阻。党的初心,不但应该为人民服务,还应该爱护干部。早跟我说清楚升官不能发财,我也就不犯法了。先用升官发财的逻辑诱导我干活,干完活再用党纪法规把我抓起来,这不是挖好了坑把干部往里埋吗?这像当领导的样子吗?都不够哥们!
      当然,对腐败官员够意思,够哥们,对人民就不够意思,不够哥们了!这就是习总书记的逻辑。“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
他当初在福建宁德做书记时,他发现有些干部多占房子了,要求退赔。这些干部当然就要哭诉啦:“那都是我们上一任领导期间发生的,你刚来,你不知道,你不能否认上一任吧”?对啊,我们是在上一任领导期间分到的房子,你怎么一来就说我们这房子不对啦?那上一任也是党的领导啊,他怎么就不对啦?你要把上一任领导抓起来?你说上一任领导犯法啦?我们只不过就是拔了个桩子,那牵牛的那个,你怎么不去追一追偷牛的哪个?
      这种情绪在腐败官员里头肯定是相当普遍的一种情绪。他们就觉得,怎么莫名其妙天就变了?本来是在腐败的炎热的夏季,立刻进入严寒的冬季。你中间也没个秋季给我过渡一下,直接把我往冰窟窿里头塞,那我受得了吗?这大概就是腐败官员内心的感受。他公开只能说“啊,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现在很痛苦,痛哭流涕”,“我表示忏悔,我要伏法”。但他内心觉得,“什么反腐败呀,真的太不够意思了”。
      这的确是个问题。这么多干部,其实本来可以不犯那么大、那么严重的罪,本来至少是可以守规矩的,为什么规矩败坏得这么严重?那是要追究责任!这个责任,我认为其中就应该追究小平同志的责任,也应该追究泽民同志的责任!打开了腐败大门的——当然,你可以说腐败是分为若干个阶段的,腐败本来是留了缝的,本来是开了后门的,开了小门的,开了边门的,那另当别论——我现在说本质上打开了腐败大门的,是1992年的南巡!那是大门打开了!三个有利于嘛,只要有利于这个,有利于那个,有利于那个,什么事儿都可以干嘛!
      当然,实际的过程是,大门打开以后,开始进大门去盗国库的人也是小心翼翼地。听说国库有很多机关,你摸这个,啪,手被夹了;踩那个,啪,脚陷进去了。国库有很多机关,就是法律、党纪、党规在保护着。所以,开始还是小心翼翼的,后来发现拿这个没事儿,拿那个没事儿。开始是往兜里面一揣,赶紧往外跑,怕人看见。后来,发现进进出出的都是熟人,大家还相互帮着拿。后来,有人用自行车推,没事;用小车推,没事;后来,有人开了大货车进了国库,还没事;最后,那大家纷纷地都开着大卡车进去了,一车车地往外拉,往家里装。
      实际上是,大门打开有一个逐渐从涓涓细流汇成滔天洪水的过程,这就到了亡党亡国的危险境地。对这个判断,江泽民讲过,胡锦涛讲过,朱镕基讲过,党和国家其实到了亡党亡国的危险地带,其实他们都是明白的。无数干部在盗窃国库的时候,他们难道不知道总有一天会盗空吗?是知道的。所以,当时还流行一句话叫:“大船沉没,舢板逃生。”就是我党我国这艘大船反正是要沉了,没有人去守护它,干脆去国库里拿了东西跳上小舢板逃走。“大船沉没,舢板逃生”,这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这大船是一定要沉没的。

      9、党性是如何被激活的?

      但是,党内还是潜伏着一股健康力量。突然有一天,国库大门“哐”的一声,关紧了。警察出现在家库门口。一个个地追问,钱哪来的?先定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再说贪污还是受贿,还是什么什么的。如此,掀起一个史无前例的反腐败运动。我说“运动”的话,有些人不高兴啊。依法反腐不是“运动”吧,不是搞“运动”吧。但是,因为落马的腐败官员实在太多,层次也确实够高,危险确实够大,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运动。再说,运动有什么不好?生命在于运动嘛!没有反腐运动,党就没了生命了。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确曾经到了一个党心丧失,民心丧尽,接近亡党亡国的危险境地。这是到了2012年。但是,物极必反。十八大选出来一支伏兵,一支健康力量。在这么腐败的政治生态中,居然有人不腐败,还顶得住逆淘汰的机制,逐级升迁,成为最高层,这是一个奇迹。
      什么叫逆淘汰,大家知道吧?越是清廉的、越是坚守原则的、越是为人民服务的,越不可能得到重用和提拔。我们在《人民的名义》里头看到的那个易学习就是这样的人。在腐败化的大浪潮中,但凡是有原则、不腐败的,很容易被淘汰掉。清正廉洁的是异类嘛,异类就会按排异反应被排出去。所以,越能够往上走的人,就越容易卷入腐败的漩涡里去。可是,居然有人在这么一种逆淘汰机制中逆流而上,潜伏得这么好,潜泳得这么好,真有机会发挥作用的时候,哇!游泳健将出来了,厉害了!
      所以,最重要的其实是十八大上,习近平成为总书记。此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腐运动,摘除了党的肌体上的关键少数毒瘤,改变了腐败的气候和机制,反腐败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这个是最了不起的事情。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党不单善于社会革命而且善于自我革命。
      当然,习主席的意思,这反腐也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起码还有岐山同志呢,还有中纪委同志们的努力呢,还有检察院、还有法院、还有公安部呢,我们共同构成了反腐的大潮。还有,其实如果不得到党内同志们的支持,其实我也不可能这么顺利的反腐。我还得到了腐败分子们的支持,因为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陆陆续续都交代了。所以,这不是我一个人有多么大的努力,是要感谢包括腐败的官员们在内的全党同志们的良心发现,构成了巨大的反腐浪潮。所以,应该说,根本上讲这是我们党的良心发现,是我们党的党性还存在着。因此,这个结果,我一个人不敢贪天之功。
      这个话,当然也对。但是,没有习总书记的出现,所有党内积极健康的因素都不可能被激发、调动和运用起来。在激发、调动、运用党内各种各样的、各个层面的积极力量的意义上,习总书记起到一个主导性的作用,决定性的作用,关键性的作用,灵魂的作用,这也没有错。所以,如果说1935年,是毛泽东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现在,是习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建设,挽救了改革开放。。
      为什么叫挽救了建设?假设说,中国真的崩溃了,真的分裂了,真的出现新的军阀混战了,那所有的建设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打得稀巴烂。我们现在说高铁怎么样怎么样了不起,你要知道,高铁是高精密度的巨型复杂系统。越是精密的、巨型的复杂系统,破坏起来就越容易,一个沙子都能破坏的。你根本都不要用导弹、原子弹去破坏它。轨道上塞根木棍,列车可能就出轨了。也许有点夸张,但差不多就是这样。
      什么叫“挽救了改革开放”?按说,其实腐败大潮的形成跟改革开放是有密切的、内在的关系。是改革开放启动了腐败的大潮,所以,在大多数老百姓的心目,改革开放跟腐败几乎是一回事。要改革了,其实就是又有腐败的机会了,要开放啦,也是有腐败的机会了。所以,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逐渐从一个正面词汇变成了负面词汇。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就怕你改革开放,我又要吃什么亏了。对于干部来讲,要深化改革开放,那我这过去的东西都可以原罪不追究了,我可以确认私有产权了,可以稳稳当当地拿更多的钱了。
      可是,这回我们的总书记说,“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振振有词,哇,这个我听了觉得,那你知不知道改革开放呀,你知不知道改革开放名声真的已经很臭了呀!知道吧?跟拆迁、跟黑社会、跟贪污腐败全都连在一起啦,你不知道吗?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知道还要继续用改革开放这个词,就叫“挽救了改革开放”。
      反腐败,使党的形象重新受欢迎,现在再说共产党员,就有点抬得起头来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说谁是共产党员,就说谁是窃国大盗呗。共产党员就和特权腐败是密切连在一起的。现在再说共产党员,哇,这共产党还挺厉害的,搞了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完了还完成了自我革命,这种感觉可能慢慢就越来越清晰了。
      前段时间,我13岁的孩子在家里看《大国工程》,看完了之后说:“哇,共产党真伟大!”你看,这是一个中学生,她本来没什么概念的,啊,看完这个之后,说,“哇,真伟大!”然后看比如说《巡视利剑》,说:“哇,共产党真行!”你看这一合起来,既能搞建设,又能搞自我革命,然后这一切都仍然以改革开放的名义。也就是说我们十八大所干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深化改革的名义进行的。而这个深化改革不是确认腐败得来的私有产权,而是让那些吃进去的吐出来。反腐是深化改革,让党重新焕发活力,重新赢得民心,重新确认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岂不是把已经臭掉的改革开放名声又挽回来了嘛。

      10、如何看待改革开放?

 
      当然,还要说一说改革开放到底好不好的问题。
      其实改革开放啊,是有利有弊的。不能光说利,它是有弊的。弊,很显然,促进了大面积的腐败。
改革开放的要害和动力就是确认人的自私自利。然后,说党员也是人,党员也是自私自利的。怎样利用自私的积极性推动经济建设,这是改革开放的核心逻辑。按照这个核心逻辑,对腐败问题就难辞其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权力吃权力,有错吗?一切要素都要市场化,那么权力市场化岂不是至关重要的改革吗?你坐在那个位置,你不知不觉就进行权钱交易了,就腐败了。这是党内党外共同的风气,你在那个风气里头不知不觉就浸染了、腐败了。
      如果说,有权力必然寻租,必然进行权钱交易,有权不交易“没有期待可能性”,那么,彻底反腐败就得彻底取消权力。进一步说,因为制度赋予个人这么大的权力,如此重大的权力又如此稀缺,因此有极高的市场价值,因此,取消权力就意味着取消制度、取消政府。这其实就是西方人的逻辑。张维迎一类的经济学家就如此理解和解释:你为什么腐败呀?因为你中国的这个党和政府的权力太集中、太多,所以你腐败。你没权力了,不就不腐败了嘛。
      但是,没权力存在了,也就没国家了,就没有国家带来的一切好处了。所以,打个比方,治理腐败如果比喻成治理驼背,西方一群医生来说,驼背好治,来,我踩一脚。行,踩直了,但是,人死了。所以,取消权力等于取消政权,取消国家,等于放任市场的自发作用,放任人与人之间的弱肉强食。为什么中国推行市场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实际上,中国一直是有控制、有边界的市场化。权力的市场化虽然曾经大规模地推进,但毕竟是潜规则。中纪委一声令下,这个潜规则就只能下潜更深,而不可能明目张胆地交易了。如此,才维护了国家的尊严,维护了权力的公共性,维系了中国社会的凝聚和团结,才有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前提。否则,只能是国家分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那时候也会有市场交易,但是,很可能是黑市交易。中国的大国工程,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机场网,港口网,电力网,电信网,都是世界一流,无与伦比,靠什么?靠的是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权。国家政权,要害是有政有权的,你要没权了,它就没政了。没政了,其实也就没有国家的国防、国家的军队、国家的外交。
      所以,权力其实是不能取消,甚至不能削弱的,但是,也是不能腐败的。
      但是,这可能吗?我们说,当然是可能的。要害就在于那个人性假设。如果说,人性不是自私的。人的动物性是偏私的,人性却是人的思想性,是人的意义性,是可公可私的,可以引导的。如果有习近平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作领导,全社会都能激发出向上向善的正能量,人的思想性就可以达至至善。如此,人性自私论就将销声匿迹,公共权力就可以为人民服务了。
      在十八大以前,我和他们一直在辩论啊。从历史到理论,我可以说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们一句话能把我给噎死。他们问,说谁不自私啊?谁啊,你说?我总不好说,“我啊”!因为,他会说“你是例外”。他问,“掌权的,谁不自私,谁不腐败”?这我还一下就给愣住了,我只能说“毛主席”。但他说,“那毛主席已经不在了呀”,后面我就不太能想的起来是谁。后来,好不容易出来一个薄熙来,但他又进去了。啊,这回我有说的了,就是习总书记。他就是这么一个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的好领导。这一旦确立,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就破产了,整个中国政治哲学就复活了。
      也就是说,在有好领导的情况下,我们的中央集权制其实是可以变成最好的政治体制。那为什么那么多人缺乏制度自信?为什么习总书记他就很有这个自信呢?因为他知道:我就是好的,我所作所为、动心起念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有自信。我从延安梁家河走到正定、走到宁德、走到厦门、走到浙江、走到上海,我整个一生都是在为人民服务,我所到之处都能够把干部队伍和群众当中善良的、积极的因素都给调动起来,怎么就不行?知道吧,他内在有这种信心!
      这就叫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你让贪官去有这个自信?贪官觉得,你给我权力我还接着腐败,他肯定就没有自信。当然,现在我觉得情况真的有极大的变化,整个干部队伍至少是收敛了、收手了。其中一部分人还被感动了、感染了,愿意跟着习主席为人民服务了。你让他自己独立干,他可能还是不行;你让他有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他可能仔细想一想,还是没有。但是,他说跟着习主席,我有自信!这个也行,知道吧,也叫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也可以!我们十九大大概就选了这么一批跟着习主席干有自信、自己干没自信的这么一批委员,我觉得这就不错了。要是每个人都像习主席那样,当然更好。但是,这历史不会一下子给中国这么多好人的。一个就够!多了更好!这就叫中国文化。

      11、七大的要害是统一了思想

      讲了这么多,才讲清楚一个问题。十八大堪比遵义会议。那么,七大为何重要?
      我党的七大,是在1945年的4月份在延安召开的。六大是1928年召开的,过了17年才开七大。为什么隔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老打仗,没工夫开会。事儿一件接一件,你怎么弄啊?把全党高级干部都集中起来,那你还要不要命了?人家一个炸弹下来全把你炸光了!更重要的是许多问题都有争议,开会还不如不开。
      所以,是在我们形势相对缓和有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腾出手来把高级干部们召集回来开会。
      那么七大,是个什么会议?我为什么要把十九大比作七大?因为大家要知道从遵义会议到七大,整整十年。从十八大到十九大,才五年。
      实际上,从遵义会议到七大之间发生了无数的故事。我们经历了西安事变,经历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我们经历了国共第二次结婚。这次结婚其实也是各带各的家产,AA制的,实际上还时不时就想把你踹下去的。其实这个结婚是一次“逼婚”,是共产党逼国民党。当时,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我们就利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对我们来讲呢,长征结束后,刚到延安,其实立足未稳,被消灭的可能性还很大。所以,我们一度东进西突、南下北上,举棋不定,形势仍然是非常危急的。优秀的领导人是干什么的?是能够化危为机的!西安事变本身对共产党也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如果西安事变处理不当的话,国民党亲日派力量勾结日本鬼子,全力以赴镇压共产党,那中国可能很快落入日本的控制之下,而共产党也将被消灭。结果,我们同意释放蒋介石,迫使蒋介石抗日,形成国共再度合作的格局,从此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为了形成这个格局,我们甚至不再称蒋介石为蒋匪,而是喊蒋介石为委员长,相当于名义上接受了蒋介石。
      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何等大度,何等韬略!如果说韬光养晦,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最佳范例。国民党亲日派本来希望,先借共产党和张学良之手灭掉蒋介石,然后再以蒋介石被杀为名,勾结日本,灭掉共产党。但是,这种盘算落空了。
然而,我们最大的危机来自哪里?来自莫斯科。不是来自国民党,是来自莫斯科。1937年初,莫斯科空降了王明。王明秉承莫斯科的旨意,在井冈山时期贯彻极左路线,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到国共合作时期,又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贯彻极右路线,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当然和毛泽东主张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迎头相撞。甚至,王明制造了第二个中央。第一个是延安的中央,这是毛主席领导的。第二个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是长江局的负责人。这个长江局经常跟延安的中央发出不同声音。而王明也觉得,他背后有斯大林,你延安中央要经过我中共中央长江局的认可同意。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局面。当然,最后,一个是王明实在蠢,另一方面斯大林慢慢也意识到了,哎哟,这蠢家伙,真是扶不上的阿斗,算了!还是承认毛主席作为中共的领袖。这才算是避免了一场巨大的高层政治危机。危机化解过去之后,就开始延安整风。
      问题是,在王明跟毛主席唱对台戏的时候,一些干部是跟着王明走的。一些将军们更愿意听王明的话,他们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领了蒋介石的薪水,穿上了国民党的军服,就忘记了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他们更愿意接受国民党的招安。一些青年学生愿意跟着王明走。王明熟读马克思著作,擅长作演讲,从希腊、罗马到黑格尔、马克思,很能够忽悠崇拜西方的年轻人。
      毛泽东既然和蒋介石争取将军们的心,又要和王明争取年轻学生的心,不得不去啃马克思的大部头著作。这一时期,他撰写《论持久战》,争取了将军们的心。撰写《矛盾论》、《实践论》,争取革命青年的心。如此,显得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水平的。
      但是,两头争取,人心毕竟是纷杂的,是混乱的。一般干部听听王明,有道理,听听毛泽东,也有道理,莫衷一是。
等到斯大林确认毛主席是中共的领袖,要求王明靠边站,王明迫不得已交权,这才开始真正能统一思想,进行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整什么?《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其实,要我看,中心思想是批判王明,批判共产国际,进而批判马克思主义。但是,当时只能批判王明,不能批判共产国际和马克思主义。所以,只好降低高度,强调改造党内的主观主义学风。什么是主观主义?谁的主观?是王明的主观,背后是斯大林的主观,在裁剪中国革命的进程,驾驭中国革命的航向,造成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和挫折。为什么斯大林的主观能够裁剪中国革命的客观?背后是对马克思主义忽左忽右的理解。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能进行忽左忽右的理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内在有着深刻的自我矛盾:强调生产力决定论的,右了;强调阶级斗争的,左了。到了实际工作中,究竟在某一时刻,某一问题上,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有截然相反的路线和政策。如此,就造成工作忽而极左,忽而极右,使人无所适从。
      因此,这样的理论是不能指导实际工作的,必须加以反思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被神圣化、教条化、抽象化了。凡有错误,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错误。凡有正确,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确运动的结果。在延安就流行着这种神圣化的马克思主义,动不得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如此。所以,不能反思马克思主义,只好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
      也是因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从极左到极右的各种理解,所以,党内的宗派主义就难以避免。王明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他为正确的,就构成王明宗派。周恩来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他为正确的,就构成周恩来宗派。张国焘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他为正确的,就形成张国焘宗派。如此等等。结合各自的山头,各自的背景,各自的工作圈子,就形成各自以为是,各自拥兵自重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什么是党八股?其实就各自拿着马克思主义打教条仗,各自说一套似乎绝对正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就是不面对实际问题,不解决人心深处的混乱与迷茫。结果,会说的不会干,会干的不会说,相互瞧不起,徒增纠纷和冲突。
      所以,延安整风,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际上是确立毛泽东思想,而搁置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对错是非,进一步虚化马克思主义。
这是好事,是大好事。不是我们要背叛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相互背叛。
      遗憾的是,这大好事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迅速成功,却谦虚地将名义拱手送给了马克思,造成后来一代又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混乱,至今也仍然如此。
      我这么说,当然对毛泽东思想有着足够的理论自信。进一步,也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足够的理论自信。
现在我们说来说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应用,无非是最新版本。其实,说到底,还是没有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其实是革命幼稚病、急躁病和革命取消论、投降论的根源所在,是中国革命忽而极左、忽而极右的根源所在。
      当然,我理解毛主席的难处。他不是学者,说话可以毫无顾忌。他得照顾四面八方,他得照顾斯大林的感受,照顾党内留苏派的感受,照顾那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感受,加上中国人特有的谦虚,所以,没有明确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区别,而是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来考虑。如果展开与马克思的争论,一是听得懂的人不多,二是与实际工作也无益。所以,妥协一下,中国人办中国事,按中国思想,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来。如此,就有了延安整风的三个指导性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
因此,延安整风很好地团结了各方力量,又相对统一了各方思想,使全党上下得到进一步的团结和凝聚。当然,延安整风不简单是思想上的整风,还包含组织上的整风。审查干部运动就是在那个时期进行的。不触动位置,往往很难触动思想。反过来说,触动了思想,也要触动位置。不换思想就换人,不换作风也要换人。这才是有力度的。此后,毛泽东思想就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而毛主席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再也无人可以企及。
      近年来,一些右派为了反对毛泽东,就去反七大,进而反延安整风。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右派叫高华,写了一本书叫《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说延安整风怎么样肃清异己,怎么样排斥异己,怎么样进行思想和精神的统治。人家越这么说,你就会发现,哦,七大,太重要了!七大以后,中国革命简直是坐上了火箭,嗖嗖的往上窜。
      七大是1945年4月下旬到6月上旬召开的,到8月份中旬,抗日战争胜利了。再紧接着就是国共谈判。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军队就从根据地扩张到全国去了。日本投降,留下的统治空白地带,我们很快就进去了。国民党当然也在抢地盘。他有卡车、火车、飞机、军舰,跑得快,所以能够迅速占领大城市。我们靠两条腿,继续运用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把广大的农村以及部分中小城市给占了。我们本来就准备打长期战争,现在我们领导的农村区域一下迅速扩大,这使得蒋介石真的怕极了。
       城市不一定好啊。躲在城市里,容易养一支腐败的军队。我们在农村,农村只能艰苦朴素啊,所以,战斗力反而是更强。这么着,以为不知道还要打多少年,打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有可能的解放战争,结果,短短三年,就打完了。这种神速法,那是不可思议。凭什么?要说起来,凭七大。
       所以,七大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反对者说,七大是个人崇拜的起点;支持者说,有个人可以崇拜,党心军心才能统一凝聚,才有战斗力,革命才能胜利!非常好!
 

      12、十九大的要害也是统一了思想

      那么再来看十九大。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成功了。在这个意义上,习主席干成了毛主席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说到底,我认为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想反修防修。用我们今天的语言,其实也要反各种各样的特权。特权是腐败的先兆,是腐败的初级阶段、萌芽状态。毛主席希望党员干部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在思想文化上革命,做到“不想腐”。这很难。习主席反的是腐败的熟烂状态,相对比较容易辨识和认定。
所以,为什么习主席反腐败能成功,毛主席的反腐败却失败了?因为,萌芽状态它不太好界定。你说这是腐败吗?其实,可能只是收受了家乡人送的特产。你说是特权吗?他说我这是革命工作的正常权力。这中间的边界难以划清。难以划清的时候,你说这个有腐败倾向,有腐败嫌疑,他说你这有罪推定,就难办。
      所以,为什么习主席反腐败这么顺利,其实因为腐败分子熟透了。比如郭伯雄、徐才厚这样的,他们自己后半夜想一想,都觉得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都觉得自己不是个东西。但凡还有一点良知,大概都会觉得,我真的是做得太过分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之所以这么顺利,是因为腐败的果子一个个都挂在那里,直接摘就行。当初,还是芽的时候你要去辨别,说这是将来腐败果的芽,你要去摘掉它,那芽还说,我可能还是花呢!也许还结什么苹果呢?怎么一定结腐败之果啊?
      其次,习主席用了依规治党、依法治国的方法,而不是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反了腐败。一些人觉得不过瘾,就该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是,群众运动矛头不准,容易造成扩大化。依规治党,依法治国,也发动群众,但是,不是搞运动,而是检举揭发,有真凭实据。应该说,这样做确实稳妥谨慎。基本上可以说,这五年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政治上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党从“为人民币服务”的文化,回归到为人民服务的文化上来了。
      现在,再也没有哪个党员干部敢说,“当官嘛,就是为人民币服务的嘛”!内心想想,估计现在都有点害怕的。公开场合,他得老老实实地说,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就是要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私下呢?有无数摄像头、照相机、录音机盯着,贿赂不敢收,贪污挪用不敢动。他还会懒政,他不知道怎么为人民服务,但是,暂时不敢伸手了。这紧箍咒绝对是给套上了。所以,可以说是政治上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化大革命。程度上也许还不深,但是就政治操作运行而言,暂时也够了。再往前推,就有可能欲速则不达。
所以,我们这个党问题还多多,甚至还很严重,但是我的意思这不要紧。习总书记确立了领导地位,领导地位比以前更加巩固了,他的思想写进了党章,他和其他领导人之间拉开了心理距离,这很要紧。这是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中国的党和国家能够继续自我革命、繁荣兴旺的政治根基所在。要知道,在七大召开之际,大多数共产党员甚至都是文盲,火线入党,虽然可以冲锋陷阵,但是,其内在动机并不是很纯正的,是深受自私自利价值观影响的,一旦掌权就有可能腐败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来,我们进京赶考,绝不当李自成,担心的就是这样的党员基础。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以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有近三分之一的党员干部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有毛主席的防微杜渐、明察秋毫,中国共产党一度成为世界上最有理想、最清廉的政党。
      所以,在一个至上而下决策的体制中,在为人民服务的中央集权制中,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领袖。七大如此,十九大也是如此。什么叫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其实,就是要明白领袖的重要性,以领袖为核心,向领袖看齐,自觉接受领袖的指示和教导,成为领袖期待的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这是最重要的大局意识,是最重要的政治意识,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七大以后,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飞速进展。十九大以后,我们可以预计什么?
      第一,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
      其实,现在都可以说是总量超过了,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2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20万亿美元,将美国明显抛在后面。这是唾手可得的目标。这就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一样,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
在1929年,中国革命处在极其困难、极基危险境地的时,毛主席已经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大海上已经望得见桅杆的一艘航船,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以后见之明,这话显然太乐观了。但是,现在还不敢预见超美,那显得我们太悲观了。
      第二,就是在技术上领先美国。
       这就不容易了,但很有可能实现。看现实,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掌握着核心技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打工国,中国在全球化中吃了大亏。但是,如果看趋势,则另当别论。这正如解放战争前期,我军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看上去,是吃亏了,把城市让给蒋介石了。实际上,是我们积累了有生力量,战斗经验,正在向中心城市突破,正在准备解放城市。过去四十年,中国确实让西方核心技术长趋直入,占领了中国经济的高利润、高附加值地带,当了多年的打工者,吃了大亏。但是,也是在这四十年里,中国人努力奋斗,掌握了绝大部分非核心技术,正在突破部分核心技术,向西方控制的技术堡垒发起总攻,引起了西方各国的惊恐。这是经济和技术上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
       这个战略也许并未明示,甚至并未设想,因此不像战略,却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基本历史事实。对这个基本历史事实缺乏认识能力,是因为我们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贸易保护经济学蒙蔽了双眼,更是因为我们都落入了经济决定论的思维定式中,看不到政治的决定性作用。
      不错,拉丁美洲各国,非洲各国,亚洲各国,在自由竞争中都被跨国公司占领了市场,获取了高额利润,都欠下了巨额债务,因此,都失败了。
      但是,中国真的不一样。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里,中国的国有企业收缩了,但并没有消失了,相反,还学会了如何创造性地利用西方的技术和人才,以至有了举世无双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机场网、港口网和电力网,这些大网的建筑和运行技术堪称世界一流。在私有企业领域,出现了华为为代表的一批核心技术突破者。更有甚者,诸如联想收购IBM,吉利收入购沃尔沃的故事,以中国的领导和组织能力管理西方技术人才,直接打败了西方的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级企业。
      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如果没有十八大的反腐败,这一切技术成就都可能会被国家分裂的趋势摧毁。但是,有了十八大的反腐败,中国的政治力量触底反弹,中国成为世界最安全、最稳定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中心,这个趋势就将不断增强,直至美国的学术界、技术界、企业界纷纷到中国来寻找出路。如此,则在技术上领先美国,也不需要多长时间。
      第三、在军事上超过美国。
      有了经济和技术上的超越趋势,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赶上美国,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现在,美国已经不敢想象对中国发动战争了。北朝鲜如此挑衅、戏弄、羞辱美国,看在中国的面子上,美国就是不敢动武。那美国敢对中国怎么样?所以,一切自轻自贱的想法,一切阴谋论的想法,一切恐美崇美的想法,都已经成了旧时代的心理遗迹,在新时代,其市场份额还将继续收缩。相反,以《战狼2》为代表的民族强大感、尊严感、自豪感正在以大潮奔腾的姿态涨起来。
      那中国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超过美国干什么?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不,要为世界主持公道,要让更多的国家懂得尊重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动不动用导弹发动攻击,将小国的城市和人民摧毁成焦土。
      第四、在政治上引领世界。
      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国经历了政变、战争、动荡、灾难、危机和各种黑暗不公。深入其中每一个片断,每一个局部,都似乎看不到中国的复兴和强大的趋势,看不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兴旺的希望。但是,梦里寻它千百度,暮然回首,中国却成了世界的希望和中心。
       这一切成就,归根结蒂,要归功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模式、政治理念、政治文化,归功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
      自从西方的启蒙运动、自由主义的思想发萌以来,三、五百年来,一方面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是社会变得越来越细碎化,越来越原子化,人心越来越自由、独立、冷漠、残酷。时至今日,不但穷国政变叠出,社会动荡,恐怖主义泛滥,而且富国也在分裂、瓦解。阶级的分裂、种族的分裂、地区的分裂、宗教的分裂、甚至性别的分裂,正在撕裂西方各国社会。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不但不能弥合这些分裂,反而催生、鼓励、强化这分裂因素,使这些分裂因素演化为政治力量,发生各种政治冲突,甚至达到武装冲突的地步。
      所以,英国要脱欧,苏格兰要独立,欧盟要解体,华盛顿在瘫痪,魁北克要独立,加泰罗尼亚要独立,意大利的两个地区要争取更大的自治权,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要独立。……这些还都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也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影响,政治腐败,贫富分化,人心冷漠,社会分裂。所以,在十八大前夕,接近崩溃的边缘。但是,习主席力挽狂澜,秉承中国文化的大一统精神,具备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上反腐败,下扶贫困,中补正气,使中国社会重新形成强大的向心力!
      在当今分裂混乱的世界上,中国十九大的召开显然是奇迹。所以,西方媒体一方面酸溜溜地嘲弄中国,另一方面却不由自主地赞美中国,称颂习近平,甚至将拯救自由世界的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身上。当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中国增强对该组织的支持。当美国退出TPP时,中国倡导自由贸易。当美国要向盟国收保护费时,中国倡导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时,中国坚定地推行节能减排政策。当美国以武力相威胁时,中国倡导和平。当世界经济持续衰退时,中国以7.2%的经济增长率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当美国将中东变成战争与恐怖的地区时,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发展。
      实际上,无论西方知识分子如何崇尚自由,如果人们真面临这样一个选择:要危险动荡的自由,还是和平安宁的不自由?我看,包括美国人,包括英国人,所有各国的人,在面临自由与和平进行选择的时候,他肯定要和平,他宁可不要自由!
      但是,这些人的内心已经植入了抑制不住的自由倾向。这种抑制不住的自由倾向,会抑制不住地破坏和平。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西方社会抑制不住地争吵、抑制不住地分裂,美其名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党自由,美其名曰民主、公开、透明。
      是啊!白宫多透明!特朗普一天数条推特,周围的高级顾问一个一个地接受特别检察官的调查,国会两党辩论不休,真公开、真透明、真民主,但是也真分裂、真混乱、真瘫痪、真无能。
      最近,英国的《金融时报》上有一篇文章,就已经在发出这种哀叹了。怎么回事?中国政治不透明、不公开、看不懂,却越来越有吸引力。这边特朗普和希拉里相互揭丑,脱欧和留欧派吵得你死我活,伊斯兰世界打乱仗、打烂仗。你就会发现,哇!原来还真的可能是中国对了!他们就有这个想法。
      文章说到,特朗普是最擅于夸夸其谈的。但是,夸夸其谈的特朗普给美国所描绘的最伟大的远景,在习近平主席的十九大报告衬托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特朗普承诺在美墨边境修一座长城,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这个算什么功绩啊?中国这边却在修高铁网,建超级大桥和超级隧道,设计50万吨级的海上浮动平台。一个就足以让特朗普显得微不足道了,在中国是数都数不过来的啊!
      再说,美国解决不了的两极分化问题。中国现在两极分化也很严重,但是,习主席就敢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许掉队!而且2020年就要实现!美国呢?有4900万,即将近六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贫困的人口期待着特朗普将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但是,他们也太高看特朗普了。他如此与全球化大潮逆流而动,可能吗?
      说到高科技,本来西方觉得:你中国就是给我打工的,我们玩高科技!轻轻松松赚大钱!现在却发现,光靠自由主义、个人奋斗精神,连高科技都可能玩不好。明摆着,美国就玩不好高铁。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单靠企业建不成各种各样的大网,不可能研发大网所需要的高科技。
      再明摆着,比如说移动支付的问题,现在我们买根油条、买个大饼、买几根葱全用移动支付,这个这玩意儿太厉害了。这是什么感觉?80年代,我们羡慕西方的信用卡,说西方的信用卡没钱先花,人家给你垫着,完了再还,这太方便了。拥有信用卡就是时尚,就是牛人。现在,谁还用信用卡?在支付宝和微信的促成之下,中国银行间的转账汇款通通免除手续费,太厉害了!
      所以,他就怀疑了,不是一直说中国要崩溃吗,他怎么还不崩溃呢?怎么看着倒像是西方在崩溃呢!
他又说,他访问了一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西方可靠的盟友,西方制度和文化的迷信者、传播者。问问他们,瞧瞧他们什么感觉。结果,中国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不是我们不想捍卫西方,不是我们不想去传播民主自由理念,不是我们不去促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而是你们西方实在是太不争气了,我这儿没法捍卫啊。
      很有意思,实际上,回到一百年前,1917年,有一个西方人,叫斯宾格勒,也在写一本书,1918年发表了,题目就叫《西方的没落》。那个时候,因为刚好发生完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发现西方人才真的是窝里斗!甚至没了窝的斗,自由的斗,见谁斗谁,往里死斗。所以,西方文化没有出路,要没落。此书在二次大战期间很流行。
      其实,一百年以后,又可以写一本书,还叫《西方的没落》。但是这回,跟1917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1917年的时候,西方在没落,问题是没有对手,没有一个升起的太阳去衬托。苏联还是个未知数。也就是说是比烂的时候,没有好的出现。所以,似乎西方的没落就是世界的没落。这个世界就是走向没落的,没有办法。2017年的时候,西方在没落,东方在升起,一轮太阳冉冉升起。所以,这本书也可以叫《东方的升起》。

      13、该轮到西方人脑震荡了

      大家听了我这个展望以后会觉得,啊,真能想象,太乐观了!怎么这么感觉良好呢!习主席还说“不要人夸颜色好,要留清气满乾坤”呢!你怎么老夸他啊?
     我的意思,不是夸谁,我只是在做一个客观历史的叙述和对未来的相对可靠的展望。如果用奈斯比特的书名,就是叫《大趋势》
     工人说,习主席那么好,十九大这么重要,为什么不给我涨工资呢?农民说,为什么不给涨粮价?学生说,为什么教师还是这么低水平?白领说,为什么房价还这么高?勤劳的说,为什么还是投机取巧挣大钱?懒惰的说,为什么春节不能放到元宵后?
      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分子,个体很重要,但是放到大趋势中,也很微不足道。这正如太行山里的一棵草,不可能懂太行山。我们在说太行山的脉络、走向,你老和我说一棵草的故事。这是两回事!所以,我为什么现在发微信的时候总要写一句:“懂得欣赏,你就不再幼稚。”这不是要贬低谁,而且在说不同高度的问题。
      事实上,尽管十九大开完了,中国更有自信了,但是,那些所谓的精英们却并不是真有感觉。他们还在一如既往地崇拜美国,一如既往地把孩子送到美国去,一如既往地要到美国去置地买房。精英们如此,也带动普通国人稀里糊涂地向往美国。
也好,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有了比较,也不会有鉴别。但是,他们的孩子们会比较。一到美国,才发现,中国的道路、桥梁、机场、铁路、手机、汽车,已经超过美国了。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新奥尔良,倒象是第三世界的城市。纽约也不过如此,上海、北京,都比它强。驾驶汽车开遍全美各地,除了自然风光很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不如中国的繁华、热闹,更不如中国安全。
      所以,他就怀疑,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送出国?父母说,那一定是美国好!它好在哪里?父母说,你慢慢体会去吧!
孩子就真去体会了。校园枪击案!教堂枪击案!音乐会枪击案!持枪购物,持枪上学!黑人与白人的相互敌视,南方和北方的新仇旧恨,华盛顿的傻子与骗子,好莱坞大导演的性丑闻。这样的社会真好吗?
      他慢慢再深入,发现了美国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统治区域,发现了排外,特别是发现了排华,发现了自己的不安全。你看,这自由生活背后的问题慢慢都出来了。他们就觉得自己的父母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把自己送到一个又不安全,还容易自由堕落的国度呢?
父母当然会说,美国再不好,毕竟是自由的。然后,他回到中国,发现在中国其实你只要不关心政治,也很自由。孩子说,我本来就不关心政治,那我在中国岂不就有自由?
      这时候,西方人终于抓着话柄了。他们说,你看,中国有一切消极自由,可是你没有参与政治的积极自由。所以,中国你还是不自由,还是没有人权。这是我西方的优势。我西方人人可以参与政治,我可以自由地上街游行。支持堕胎,我可以游行。反对堕胎,他也可以游行。支持拥枪可以游行,反对拥枪也可以游行。同性恋可以游行,反同性恋也可以游行。真的够自由,问题是这样的自由有意义吗?不是通向分裂与仇恨吗?
拿幼稚当自由,拿不负责任当自由,这是对自由的抬举,也是对自由的侮辱。
      中国人其实里也很希望自由呢。孔夫子怎么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也。这不是要自由吗?但是,我们要的是实质自由。就实质自由和形式自由,那些一脑门子浆糊的孩子们就听不懂!我告诉他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叫形式自由;想干成什么就干成什么,叫实质自由,你要哪个?他说,我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形式自由。所以,我想开枪就开枪,我想放火就放火,我想杀人就杀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嘛!我们要实质自由,我们要高铁,高铁就能平稳运行,这叫实质自由。实质自由就要接受教育,实质自由就不能说我要、我要、我要。实质自由就要负责任,就要懂规律,就要学习,就要谦虚。
      所以,中国文化有这一切优点,怎么还老是在西方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呢?这是要怪八十年代,一个全盘西化的大浪潮,先把自己震晕,再把八十年代这帮青年生的孩子们震晕啊!
      当然,根本上就是中国得了崇洋媚外的百年脑震荡。从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越是精英就越傻、越晕、越崇洋媚外,这是场百年脑震荡。
毛主席在1958年的时候有一次讲话,大概是讲我们要反对洋教条,洋大人。也就是说,我们党内高级干部当中,在那个时候,也有充满着对洋教条、洋大人的崇拜。当然,那位洋大人是马克思。1978年以后,我们又从极左到极右,倒向美国,因为我们高级干部队伍当中实际上还有相当多的人充满了崇美、恐美的情绪。
      这场百年脑震荡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当十九大在强调“四个自信”的时候,从历史长时段来看,中国的百年脑震荡的就该结束了。
该轮到西方人脑百年震荡了!当西方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中国,却无论如何都得承认一个强大的、繁荣的、团结的中国时,西方人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脑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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