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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心路】学习,学习,再学习!
日期:2015-04-16 20:24:31 作者:善勤 浏览: /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度被否定。但是,今天看来,这场运动很像是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布署。只要这上千万知识青年中出那么一个或几个真正的接班人,能够在未来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力挽狂澜,这场运动就值了!

【辨识风向标】

  看新闻联播、读人民日报、上新华网,是许多政治头脑辨识中国风向标的捷径。但是,现在网络社会,意见纷纭,左解右读,反而搞晕了头脑。怎样才能既不左又不右,既不超前又不落后,既不“听风即雨”又不至于麻木不仁?左冲右突之下,唯有懂得中国特色才能真正读懂中国,而要理解中国特色唯有理解国学。故以国学根底辨识风向,或可八九不离十。

学习,学习,再学习!

善勤


《国企》杂志第四期  封面

      【心声】

  “我跟你(作家梁晓声)笔下的那些知识青年不一样。我这个人是要求自己压力越大,意志要越强。”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时下,官场人士颇有些惶恐不安。习惯了潜规则,突然间似乎不灵了。听惯了明规则,却从来没有当真过。本以为反腐就是一阵风,很快就过去了。没想到还越刮越猛,似乎没完没了,似乎真是“永远在路上”。这官该怎么当?事该怎么办?

  习近平总书记似乎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大禹治水,还是要疏导为主。毛主席也留下嘱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腐败分子有一个抓一个,不留死角,群众欢迎。但是,受腐败风气影响的广大干部怎么办?不能一概否定,还得给广大干部指条明路。

  2015年2月13日,农历乙未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到陕西考察调研,向革命老区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祝贺新春。习近平到访的第一站是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46年前,15岁的习近平来到梁家河大队,开始了他艰苦却受益终生的插队岁月——住窑洞、睡土炕,忍耐跳蚤叮咬,与村民同吃同住,打坝挑粪、修公路、建沼气,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直到1975年秋天才离开这里,整整7年时间。

  这次回梁家河,面对自己热爱的父老乡亲,习近平再次向大家吐露了自己的心声:“1969年1月,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到了梁家河。在这里一呆就是7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重回梁家河,习近平与当年的伙伴们徒步进村。

  习近平曾深情地回忆:“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为人民做实事,这,或许就是习总书记现身说法,给广大干部指的人生明路!

  话很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

  都是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为什么习近平能经受磨炼、爱上人民?

  都向往大都市、大机关、大领导身边的工作,为什么习近平能够主动请缨到基层锻炼?

  都受改革开放中的利益诱惑,为什么习近平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都是权力越大越容易向腐败妥协、投降,为什么习近平能够雷厉风行真反腐?

  都是受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同乡、领导、部下的影响,为什么习近平能够拉下面子?

  都是接受大潮流、潜规则,为什么习近平能树立新潮流、确立明规则?

  他的底气来自何方?

  他的内心是否明亮?

  他的人生是否幸福?

  他的追求能否效仿?

  让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

  一、红色基因,誓言铿锵

  1953年6月,习近平出生在一个著名的革命干部家庭。他的父亲习仲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习仲勋15岁在狱中入党,21岁即成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人们亲切地称这位群众领袖为“娃娃主席”,毛主席称赞他“比诸葛亮厉害”“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出生在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齐厚之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在国民党政府任过县长。1939年,15岁的齐心在已经是中共党员的姐姐齐云推荐下,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由于作战勇敢、态度坚决,齐心当年便被特批入党。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习近平1959年上学,1960年入队,因为年龄稍小,不是第一批,当时还哭了鼻子。彼时,父亲习仲勋是国务院副总理,但学校并未因此而格外关照。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多么清正。后来,习近平终于怀着“心怦怦跳,很激动”的心情入队了,誓言铿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时刻准备着!”

1958年,习仲勋和儿子习近平(左一)、习远平在一起。

  二、被贬黑帮,向死而生

  1962年,康生诬陷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习仲勋因此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母亲齐心听到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一般,吓懵了,瘫软了。习仲勋耐心安慰她,也安慰全家,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尽管百思不得其解,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习仲勋违心地承认了错误。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习仲勋又被打成了“黑帮”。

  父亲成“黑帮”,孩子怎么办?划清界限?习近平姐弟情愿成为“黑帮子女”!两个姐姐和习近平分别去了兵团或是到农村插队,只有弟弟习远平留在母亲身边。母亲齐心也被康生列入“500人黑名单”,下放“五七干校”达七年之久。

  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家人天各一方,政治上遭人歧视,这是很多成人都难以承受的患难之境。但是,习近平却因此变得坚强起来:

  “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你觉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我说,你给我估计估计,够不够枪毙?他们说,枪毙够100次了。我想100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100次了还怕什么?但是,当时连送派出所都没送,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哪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了。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

  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就在这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我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

  “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是破涕为笑。”

  于是,习近平与其他14位知青一起来到了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开始了7年的知青插队生活。

  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习近平姐弟从小就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全家人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家风。为节约,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竟穿不上得体的新衣裳,经常只能穿姐姐穿过的花衣服。但是,北京的生活毕竟还是优越的。到了陕北农村,怎么受得了?30多年后,已经是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丝毫不回避自己的不足,话语中流露着坦诚与自信:

  “第一关是过跳蚤关。很有意思,我一去最受不了的就是跳蚤,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当时那个跳蚤,我这个皮肤很过敏,一咬就是成片的红包,最后红包就变成水泡了,水泡就烂掉,哎呀,痛不欲生啊。但是三年以后过去了,那也真是叫‘牛肉马皮’了,不怕咬了。

  第二个关我说的就是饮食关。刚才讲了什么都不会吃不爱吃,五谷杂粮,那哪是五谷杂粮,是糠菜半斤粮,慢慢地我们就学会了,什么都吃了,没有还不吃嘛,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这家送一个玉米糕,那家送来一个高粱米的团子,吃得都很好。酸菜成为我最好的美味佳肴,以至于到后来,我到现在还想念那个酸菜。

  我们曾经可能都有几个月不吃肉的经历,见到了肉以后我和我那个同学,切下来就忍不住生肉都吃了,经过这么一个过程,这是饮食关。

  第三个关就是生活关。生活关就是什么也不会做,什么都要依靠别人,后来就慢慢什么都学。我们都学着捻毛线,但是织袜子我还是织不好,羊毛袜子,但是缝衣服、缝被子这些活都是自己做,所有的这一套生活上的事情都会自己料理,所以这个是受益无穷啊,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强,就是在那打下的基础。

  第四关就是劳动关。劳动,刚才讲了嘛,我刚去上了山就气喘吁吁,后来给我们评的分是六分,当时六分是什么呢?刚刚参加劳动的小女孩,十五六岁,我们当时也十五六岁,拿跟我们一样的工分,我们觉得简直是一种歧视,实际上是自己没本事。但是这一年下来我就干得没黑没白,风里雨里我们都在窑洞里铡草,牲口圈里铡草,然后一样一样地学。当然这些,一年过去了以后全掌握了,体力也上来了,后来就评成十分,十分还是里边最壮的劳动力。像我们到夏天担麦子,那也就是最多二百斤,十里山路一口气就下来了,这个是第四关。”

  其实,最难过的当属思想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度被否定。但是,今天看来,这场运动很像是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布署。只要这上千万知识青年中出那么一个或几个真正的接班人,能够在未来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力挽狂澜,这场运动就值了!毛主席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中体会到,从学校到学校,从机关到机关,金鱼缸里出不了蛟龙。所以,要让千万知识青年下乡吃苦,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钢铁的确是这样炼成的。但是,大多数人一进炼钢炉,就被烧成了灰,就失去了理想,就怨天尤人。作为“黑帮子女”,习近平思想上的困惑、迷茫和负担就更多了。他似乎不是毛主席要培养的接班人,而是劳动改造的对象。因为没有资格谈理想,习近平也只是把梁家河当作了逃难的栖身之地。所以,心态上漫无目的,行为上自由散漫,吃不了苦,受不了罪,周围群众也不喜欢这样的人。一时间,15岁的习近平倍感孤独。

  几个月后,习近平逃回了北京。北京已不欢迎他。他被关进了“学习班”。“学习班”生硬粗暴,只会整人,不会教人,更不懂得理解人、尊重人。倔强的个性怎肯向强权低头?后来,习近平见到了姨父魏健。当年,正是姨姨齐云、姨父魏健把母亲带出来参加了革命,因此,他们都是习近平很尊敬的人。

  “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是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回去了。”

  这次回陕北,他真的变了一个人。跳蚤不怕了,吃什么都香了,生活能自理了,劳动勤快了。这正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力量!自由主义者常常说,多一条选择多一条路,但是,多一条选择就多一条退路,放纵了自己的软弱,让自己在疑惑、摇摆、攀比中虚度一生。

  自己的心态调整了,群众的眼光也就变了。

  于是,“一年来,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转变了,对我也好了,到我这儿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现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写得很惨,我的感觉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时感到惨,但是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

  1972年,习近平从陕北回京探亲。经历农村生活的磨砺,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屈辱感,充满了人生的自信。

  子曰:“素患难,行乎患难。”面对苦难的环境,只要不怨天尤人,保持一颗平常心,努力地去积累、奋斗,就能成大器,成大材。经过几年的磨练,习近平终于从一个不会做饭、不会干农活的城里娃,变成了一个好读书、吃苦耐劳、勤奋上进的陕北好后生,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可。积极地应对消极环境,正解“逆来顺受”,就积累起自信与尊严,就将地狱变成了天堂。反观今日的富二代、官二代,千方百计炫耀、享受,逃避任何艰苦环境,却将天堂变成了地狱。

  四、相信党,相信群众

  父亲遭诬陷,自己被关进派出所,换了谁都会怀疑党,怀疑毛主席。但是,习近平似乎从没有动过这种念头。那些怀疑的人,慢慢去发掘党的阴暗面,人性的阴暗面,逐渐培养起一双魔眼,成为真的右派,真的反党分子。而任凭党怀疑自己,考验自己,习近平却继续保持着对党的无限信任。

  1973年上山下乡时期,习近平(左二)在陜西延川县。

  1973年,梁家河大队的群众希望习近平能在村党支部主持工作,但是习近平当时还不是党员。之前,他已经写过10份入党申请书,但因为家庭的原因,都未被批准。习近平的入团之路也是费尽了周折,前后写过8次申请书。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书后,公社书记不同意他这样的人入团。但习近平那时已经没有了自卑和凄苦之感,抱定了“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让我入”的信念。在习近平看来,自己既没有喊反动口号,又没有写反动标语,就是一个追求上进的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入团,因此要毫不气馁地向上申请。当写到第8份时,终于批下来了。

  这次,公社将他的入党问题交到了县委去研究。县委书记申昜说,梁家河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习近平主持村里工作;中央也没有给他爸爸下达明确的结论,不能影响他入党。所以,习近平就被特批入党,并成为29000多名北京知青中担任村支书的第一人,时年20岁。习近平非常珍惜这份宝贵的信任。在最艰苦的岁月,是这里淳朴、善良的老乡们接纳了不谙世事的他,使他有了脱胎换骨般的新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虽然此时其他知青已经陆续走光了,但习近平仍决心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带领乡亲们奔好日子,报答这份深厚的恩情。

  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植被稀少,土地贫瘠。饥饿的滋味,是陕北知青们共同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习近平当了支书,就要改良土壤。打淤地坝是一个好办法。淤地坝不但可以泄洪、蓄水,而且可以拦住流失的淤泥,增加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习近平带头干活,壮得像一头牛。即使手上磨得都是泡,他也从不叫苦。以前乡亲们都在支沟里打坝,不敢在正沟里打,怕雨水把坝冲垮,习近平却敢第一个下到正沟里打坝。外来知青带头,本地人谁肯落后?全村人奋战两年,就打了四座坝,建了更多的良田。这些夹在山沟里的平整田地至今还在造福梁家河人。习近平写的“决战口号”,至今也还有人记得:“决战1974年,干部带头抓路线,群众都是英雄汉……打坝一座迎新年。”

  与其苦熬,不如苦干。这是大寨陈永贵的信念,也是习近平的信念。梁家河世代吃水难,一家一户打不起深井。集体打井又七嘴八舌,人心不齐,意志不坚。结果就一直这么苦熬着。习近平初生牛犊不怕虎,楞是不信邪,非要打出一口井来。农闲时节,天寒地冻,打井越来越深,开始出水了,活也就更苦了。习近平带头跳进泥水中,十几个村民也跟着跳了进去,一起深挖、掘进。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大寨陈永贵、大庆王进喜的故事家喻户晓,激励起无数人战天斗地的激情和意志。没有他们的吃苦耐劳,哪有共和国坚实的地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大队书记要考虑的事,和一个国家领袖有许多相似之处。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是解决吃饭和饮水的问题。工具不足怎么办?自然就想到了兴办工业。当时,梁家河村交通也不便,生活必需品都要步行到5公里外的文安驿镇购买。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习近平组织村民建立了村里第一个铁业社。距离铁业社不远,是知青的集体窑洞,这是习近平插队的最后一段时间所生活的地方。在他房间的隔壁,还有梁家河村的第一个缝衣社和第一个磨房。

  习近平一心一意扑在梁家河,时刻想着如何改善乡亲们的生活条件。有一天,他看到《人民日报》介绍,四川省很多地方实行了沼气化。习近平很兴奋,觉得沼气是个好东西,可以改善梁家河缺煤少柴的问题。他就自费跑到四川去考察取经,回来就打沼气池。习近平回忆说:

  “第一口池子是颇费功夫,一直看到沼气池两边的水位在涨,但是就不见气出。哎,很奇怪怎么回事,最后的原因找到了,就是那个导气管堵塞了。最后一捅开,溅的我满脸喷粪啊,满脸是粪。但那个气就呼呼往上冒,我们马上就接起管子来,我们的沼气灶上就冒出一尺高的火焰来,我看那个再憋一阵儿池子要炸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沼气池是捅开了,另外的沼气池是相隔了一两天以后也建成了,但是我们还是第一。

  当时是第一个池子,全省第一池,后来就变成全省第一村,全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户用上了沼气,那个时候我是天天到处督导,又是支部书记,又是沼气专家,帮助指导这件事儿。”

  身先士卒,不顾个人安危,这是习近平的本色。2004年,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抗台风一线检查工作,不顾其他人劝阻,坚持要坐小的挂机船,到一处被洪水围困的群众那儿去看望他们。对此,记者不解地问:“当时您这么做应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台风还没有完全过去,当时有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危险性?”习近平坦然地回答道:“我并不觉得危险,我们这些抗御危险的应急能力还是有的,过去我们什么都经过了。包括在水里我们漂上半天、一天的问题也不大。第二是真正困难的地方、危险的地方,恰恰是我们共产党员、各级领导干部要出现的地方,这个也是责任所在。”

  所以,当许多人不理解这场反腐风暴、替习近平捏一把汗时,习近平可能不以为然。反腐败,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自自然然的,哪有什么危险?哪需要考虑什么危险?

  五、被农民兄弟抬进大学

  1975年,习近平要去清华大学上学,临行前和梁家河大队村民、知青一起去照相馆合影留念。照片中,22岁的习近平留着平头,面容清秀,坐在前排正中央。

  在艰苦的岁月中,习近平仍然不忘读书。他带了一箱子书下乡,常常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到深夜,“有时吃饭也拿着书”。他还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上山放羊,他揣着书,把羊圈在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田间休息,他又翻开了书。

  作为村支书,习近平扎扎实实带领群众大干苦干,但又深觉自己读书太少,总想着有机会上学深造。当时,还是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恰好,清华大学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习近平很豁达,“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

  “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这又是一次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当时,我父亲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

  习近平明白,是农民兄弟把自己抬进了大学。梁家河的乡亲们舍不得习近平,但是,他们知道,习近平终究不属于梁家河,他有更大的天空,“不能耽误了他的前程!”临走的一刻,大家悲喜交加。据习近平回忆:

  “前一天晚上是跟我一起聚会、聚餐,陕北的聚餐就是杀一只羊,家家派代表来跟我话别。当时的习惯是送临别的纪念都是一个笔记本,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里边写上祝福的话,收了一大堆笔记本,等于每家送一本。然后第二天离开的时候,我因为睡得比较晚,早上一起来推开门呢,外面都站满了老百姓、乡亲们,但是都没有吵我,因为我在里边睡觉,(他们)静静地等。反正我那次是哭了,可能那是我到延安插队以后,最多是第二次哭,这七年之中我是第二次哭。

  第一次是我那个大姐去世,我正在那儿挖防空洞,接到信以后,那个时候哭了,哭了但是大家也没有看到,都是找一个地方去哭。这一次是当众哭了,就是当众丢脸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情深处。习近平已经对这里的父老乡亲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辈子也不能割舍。在人生逆境中,在自己最需要各方面帮助的时候,是他们向自己伸出了无私的帮助之手。清代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习近平将它改了几个字,作为自己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22岁的习近平此时已经立下了终生矢志不渝的志向: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六、撇除浮华,重回基层

  进入清华大学,习近平被分配至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一年后,即1976年,毛主席去世,“四人帮”被捕,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的方向。1978年2月,习仲勋恢复了党籍,并于4月恢复工作,被中央派到广东任省委书记,“把手南大门”。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发表历史性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9年,习近平大学毕业,先是到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后又到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成为了国防部部长耿飚的秘书。耿飚是习仲勋的老战友,对习近平很放心、很欣赏。

  1977年,读大学时的习近平(右)。

  在普通人眼中,这六七年时间,习近平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前程无限。但是,习近平并不这么想。机关生活,也很容易消磨人的意志,培养人的惰性,使人变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相反,当大队支书,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有干不完的事,使不完的力,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有踏踏实实的自信。物质生活艰苦,精神生活却充实、幸福。食髓知味,明白了人生真相的习近平,很快看穿了大城市生活的虚荣与浮华,主动请缨,再下基层!

  “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给耿飙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他说,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他是北师大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刘源当时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参加了好几个聚会。许多人对我们的选择不理解,问我怎么现在还下去。当时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有一种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绿草原上终于回来了的感觉,有些人认为‘文革’吃够了苦头,现在不能再亏了;还有一些人存在着要求‘补偿’的心理,寻求及时行乐,我对他们的不解感到悲哀。……

  七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较深的情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所以,对再下基层是充满信心的,就义无返顾地下去了。尽管会有很多的坎坷,每天都在经历着挑战和习验,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至于最后大家对我认可到什么程度,后人自有评说,我自己并不在意。”

  就这样,1982年,习近平到河北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对如何走好这从政路,他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第一步跨入政界之前,首先要在思想上弄清楚两个问题,这就是你要走的是什么路?你所追求、需求的是什么?我当时对自己定了这么几条:

  一是要立志当‘公仆’,做大事。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从政就不要想发财。正如孙中山讲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你如果想发财,现在合法致富的路很多,那种合法致富既发财又光荣,将来税务部门还要给你授奖,因为你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你既要从政,又想发财,就只能去当让人指脊梁骨的赃官、贪官,既名声不好,又胆颤心惊,总怕被人捉住,最后落个不好的下场。所以,要从政,就是一种事业的追求,就得舍弃个人的私利,不能什么好处都想得。一个人也许一辈子成就不了什么大的事业,但最起码他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二是在从政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要把个人的发展、升迁作为志在必得的东西。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公式,没有这种规律。升迁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有多大本事,或者你这个人有多大背景,就可以必得的。本事也罢,或者是强烈的责任心、非凡的智慧也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它还要和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相配合,看哪一个起主要的作用,哪一个起配合作用。

  这些都不是一种定数,不是用数字可能推算出来的。譬如讲,你要想当将军,首先必须能够打胜仗,只打败仗的军人非但当不了将军,还有可能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同时,你具有了打胜仗的本领,也不可能天天有仗打,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更是如此。有了仗打,就有了机遇。这也就是说,只有你将机遇和成功的要素集于一身的时候,你的追求才有可能实现,这是很难的。如果你主动去追求,终生不得志,将会很失望、很痛苦的!这就要对升迁问题怀平常心,像古人管子所说的那样,‘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三是要有不怕艰难险阻,持之以恒干工作的准备。从政是一条风险很大、自主性不是很强的路。尤其是受了挫折以后,一些人极容易产生自怨自艾的想法:我为谁啊,我这么干还要受到这么多的冷遇,这么多的不理解,何必呢!一些当时跟我们一起从政的人就因此而离去了。在一个地方干下去,只要你坚持下去,最后都会有所成就。成功的规律就是一以贯之地干下去。所以,既然走上这条路,那你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像当过河卒子那样,拼命向前。”

  七、人在江湖,物为心役

  1982年以后,党内的不正之风逐渐发展,“精神污染”越来越严重。社会上,人们也慢慢变得唯利是图。当年也曾经有理想、有抱负的知青、同学,一个个变得见钱眼开了,贪图享乐了。他们的说法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1983年,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前排居中),临时在大街上摆桌子听取民众意见。

  但是,习近平已经对社会环境的污染有了免疫力。刚到正定时,人们普遍以为这位28岁的高干子弟只是来镀金,待不了多久就会走人。但当人们看到,他晴天晒出的褥子打着五颜六色的补丁,身上盖的也是一床旧军被;和大家一起排队吃食堂的“大锅饭”,端着碗与大家拉家常;骑着自行车到各地了解情况,与大家打成一片,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通过朝夕相处,习近平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印在了当地干部群众的脑海中。县委书记,在那些贪图富贵的人心中,只是七品芝麻官。在习近平心中,这是一个比梁家河大队大得多的广阔舞台,可以跳出最精彩的人生之舞,可以让几十万百姓吃饱穿暖,安居乐业,就是干上一辈子,也值得!

  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你越想扎根,越想踏实积累,机遇就越是垂青。

  1985年,在32岁生日那天,习近平转任厦门市副市长,后又兼任市委常委。工作3年,刚刚有起色,省委的新任命又下来了。

  任厦门市副市长时,习近平到国外考察。

  “省委看到我在厦门有一些开拓精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省委决定调我任宁德地委书记。贾庆林同志那时是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找我谈话,说:‘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

  当时的省委书记陈光毅和省长王兆国同志都非常支持和鼓励我。到宁德之后,经过调查研究,我对那里的群众肃然起敬,这么多年面对贫困,他们有一种愚公移山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闽东过去是革命老区,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牺牲;解放后又变成东海前线,最好的良港作为军港;古田溪水电站,全省最早的一个中型水电站,电是调到全省用的,供应中心城市用。可见,这边的群众是很有奉献精神的,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我感觉到,当地的群众不是不努力,确实有自然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当然,不足的地方也有,主要是思想不够开拓,墨守成规。

  我去了以后,马上就遇到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治理整顿,大气候不利于采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变,希望我来了以后带着大家变,没有看到我来了也是‘光棍’一条,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奇迹。所以,我只能讲,治理整顿也是一种机遇,把大家心气提一提。我当时主要的思想是:这时候不能炒热。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他们给我讲闽东要干三件大事: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主温铁路、(撤地区)建市。我说,这些事要慢点来,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鹜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只要我们有这种精神,就一定能够赶上去。最后来看,我的看法还是贴近实际的,经过12年的奋斗,撤地建市国务院刚批下来,铁路开始筹划了,建三都澳港口还在论证之中。实践证明,在闽东这样的基础上,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什么奇迹。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少走弯路,就像龟兔赛跑,你还是可以取胜的。当然,这些都要有长期打算,我并没有打算很早离开闽东。在闽东我主要抓了四件事:一是解放思想,理清发展思路;二是培养一支好的干部队伍;三是实实在在地抓扶贫;四是从闽东山海兼而有之的特点出发,念好‘山海经’,抓好山海综合开发。在闽东干了两年,省委又调我到福州来工作。在闽东时间虽短,但是工作体会很深,跟大家感情很好。离开这么多年了,闽东还是我最感亲切的地方。”

  闽东也是习近平反腐败的亮剑之地。1988年,他就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清房。

  “我在宁德主要是清房嘛。当时宁德的干部占地建房比较普遍,老百姓看到这些盖出来的房子,看得见的腐败,很有气。我就问当时的一个纪委副书记,我说你觉得老百姓意见大不大,群众意见大不大?大。是不是一个当前影响积极性最大的问题?他说是。我们将近300万人该得罪,还是这二三千人该得罪?他说那当然是,宁肯得罪这二三千人。我说那咱们就干,要干就干成,义无反顾,开弓没有回头箭。”

  当年1到9月,习近平即查处了441名官员,其中副处级以上18人,科局级77人,没收4座房屋,拆掉5座房屋,罚款70.57万元。

  但是,“(被处理的干部)对我没意见,而且我走的时候,也还是难分难舍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觉得我确实不是为了自己,我跟他们无怨无仇的,我就是来讲一个公道,我们干部不要去伤害人民的利益。”

  正是在清房行动中,习近平体会到人性的善与美。按性恶论思维说,一个空降来的市委书记要没收自己苦心经营得来的房子,侵犯了自己的切身利益,非拼命不可。但是,没有人拼命,相反,还赢得了这些干部的尊重与信服,岂不是党性尚在,人性至善?事实证明,即使在腐败越来越严重的日子里,一个好干部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不会被“逆淘汰”的。

  就这样,一身正气的习近平步步高升,先后任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省长。2002年10月,习近平调任浙江省省长,短短一个月后又任省委书记。2007年,习近平调任上海市任市委书记。半年后,在中共17大上,习近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又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

  八、服务人民,引领世界

  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记载,2012年,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新的领航人。

  从此,党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又有人相信了,党的形象又变得伟大了。

  从此,腐败分子们颤栗了,老虎不能再吃人了,苍蝇不再嗡嗡地叮在人民的伤口上了。

  从此,雾霾渐渐消散了,祖国大地重新变得山清水秀了,人民逐渐地安居乐业了。

  从此,西方大国对中国心存畏惧了,懂得向中国学习了。

  从此,周边邻国不敢再到中国大门口龇牙了,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能够执行得下去了,“一带一路”可以连通四方了。

  天命所归,近悦远来。这个世界等待中国文化去引领。领路人已经出现了。

  文章来源:《国企》杂志4月刊          作者邮箱:51275296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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