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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主立宪制的宣言
日期:2014-12-01 11:52:54 作者:韩德强 浏览: / /
中纪委应该在“以德教党”的方针下,以纪治党,修订、健全、执行党章党纪,使干部“不敢腐”。德治,并不是排斥法治,而是以法治为基础。特别是在缺德严重的今日官场,“补德”、“进德”、“修德”,还是一个很奢侈的话题。具体操作中,还要以纪治党。

  党主立宪制的宣言

  韩德强

  2014年11月30日

  反腐风暴越刮越猛,风暴中心在中纪委。中纪委网站“每周一哥”,公布各地落马官员消息,各大媒体头条转载,于是,中纪委网站火了。

  大多数人每天去看看,瞧瞧谁又落马了,没想到中纪委网站还有思想。11月24日,香港《大公报》发文,猜测该网站“学思践悟”专栏是不是王岐山亲自操刀,大概就是看到了这些文章的不同寻常。我看,即使不是王岐山亲自写的,也是他亲自授意写的,还是他亲自修订过的。关键之处,大气逼人,又真实生动,这是中纪委的笔杆子们做不到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姑且以此行文。

  但是,记者毕竟见识浅了点,只能猜测谁是主笔。如果是西方政治思想家去阅读该专栏的文章,很可能会惊呼,这是“党主立宪制的宣言”。

  特别是今年11月初以来的每周评论,最清晰地展示了“党主立宪制”的完整设计思路。11月3日,评论题为“依规管党治党,推进依法治国”,即显露了“党主立宪制”基本思路。

  甲、奉天承运

  为什么这么讲?

  “依法治国”,是宪政思想的体现,也是政治自由主义者的基本主张。任何党都不得高于法,都得受法的约束,而不是自外于法,只能遵循宪法,而不能依靠法治来领导社会,这才是宪政派心目中的“依法治国”。

  然而,当国内的宪政派、自由派认真研读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后,却失望地发现,这个决定“换汤不换药”,仍然在强调“党大于法”。话还说得很刺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特色、最本质特征,就是党的领导。在宪政派看来,党领导一切,就是党大于法。到了现实生活中,就是权大于法,就是政法委说了算,就是不懂法、不知法、不守法的各级党的书记说了算,说得再严重一些,就是无法!

  然而,王岐山似乎完全无视宪政派的感受,强调“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政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宪政派可能攻击说,这不是“奉天承运”的封建政治思想吗?

  王岐山没准会说,“奉天承运”,“封建政治思想”,又怎么样?只要社会和平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富足,国力强盛,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那么,这封建政治思想又有什么不好呢!解放思想,既包括反对“两个凡是”,也包括反对一切“凡不是”。任何禁锢我们思考的正面教条和负面教条,都要反思,都要从中解放出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对西方思想的“两个凡是”,形成了对西方思想的迷信。这也是思想禁锢,也要重新认识。相应地,对所谓的“封建政治思想”,也不能一概批判否定了事。

  当习近平强调要学习借鉴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时,可以说,“奉天承运”,就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关于政权合法性的关键解释。要学习古代治国理政智慧,首先就是要深切体会“奉天承运”。中国共产党在二次大战中崛起,外抗强敌,内平蒋匪,统一中国。建国后,又领导了新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这既是人为,也是天意。枪杆子赢得的民心,比票箱赢得的民心更具有历史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更代表天意。这就叫“奉天承运”。实际上,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的党章、宪法、决议、电影、电视、小说、艺术,但凡是主流的,都是在讲述“奉天承运”的逻辑。相反,改革开放以来,自由派的思想和语言,所谓天赋人权,所谓民主自由,浸染了编辑、记者的眼光,渗透在新闻舆论界的方方面面,这都是在用“天赋人权”的逻辑颠覆、否认“奉天承运”的逻辑。

  为什么古代政治思想还能有现代价值?恰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恢复了古代政治思想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一路是怎么成功的?不是被骂为独裁、专制过来的吗?不是自命正确过来的吗?没有这独裁、专制、自命正确的古代政治思想和体制,就没有今天统一、强大、繁荣的现代中国。相反,运用现代政治思想的各国,别说什么印度、菲律宾一类的民主窗口国,就是美国这样的民主样板国,不是一样债台高筑,族群分裂,家庭破碎,国势日衰吗?梦想着靠热热闹闹、金钱操控的选举能实现民富国强,国运昌盛,无异于缘木求鱼。没有了国家主权的强大,只能是如今日伊拉克一般,各方混战,民不聊生,自由逃生,无数人的人权被其他的无数人践踏。

  所以,放眼历史长河,真解放思想,真实事求是,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现代政治思想其实是幼稚、肤浅的政治婴儿思想,而古代政治思想才是成熟、深刻的政治哲人思想。现代政治思想,只能让无数人在政治幻想中走向政治幻灭!清皇朝推翻了,迎来了军阀混战。五四新文化运动涨潮了,中国人就变得崇洋媚外,卖祖求荣。造反有理了,造反派们却都进了班房。八九学运了,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只好抱着民主理想,在牢骚和埋怨声中争夺可怜的民主赏金。“占中三子”们,未来可能会后悔一辈子。万一这些人上台了,国家也就大乱了,人民也就倒霉了。

  习近平和王岐山这一代领导人,都亲历过文化大革命,年轻时候都开始思考民主的实质意义。多年政治生涯的历练,更让他们懂得国家政权的来之不易。政权不是论证出来的,不是选举出来的,不是少数知识分子设计出来的,不是舆论吹出来的。政权是打出来的,打出来的政权是靠了天意民心,靠了领袖伟人。毛泽东经常感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不就是“奉天承运”的诗意表达吗?

  乙、敬天保民

  明白奉天承运的意义,就会懂得权力的来源,就会“敬天保民”,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如今官场,许多官员根本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以为权力是买来的,也是用来出售的。权力一买一卖之间,是可以获取利润的。官商不勾结,等于权力没有市场化。试想徐才厚的内心世界,是不是这样理解权力的?如果徐才厚多少懂得一些党的宗旨和历史,即多少懂得一些“奉天承运”的道理,多少懂得一些“敬天保民”的道理,就不会如此放肆。但是,徐才厚内心毫无对上天和人民的敬畏,毫无对老一辈领导人的敬畏,只知道进行自由、平等的权钱交易,只知道扩张自己的人权,结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遭了上天的报应。

  从另一方面看,习近平之所以上任两年,就能掀起一场如此巨大的反腐风暴,将多年经营的许多贪腐堡垒一夜摧毁,靠什么?靠王岐山?还是靠天意?当习近平重新倡导为人民服务宗旨时,天意就站到了他这一边,民心就站到了他这一边。如此积弊深重的官场,居然冒出来那么多正义之士,包括王岐山、刘源等上上下下的一大批红二代,头可断、血可流,也要与腐败巨贪斗争到底,这岂不是天意吗?《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岂是虚言?

  自由派的逻辑说,人是自私的,不可能为人民服务的。自私的人怎么相处?只要赋予自由、平等的人权,给予平等的起点,鼓励竞争,就能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活力,使科学技术发展,使社会财富涌流。自私又相互竞争的人之间发生了冲突怎么办?靠超越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利益集团、每一个党派的法治。如果利益竞争导致弱肉强食、两极分化怎么办?靠民主选举,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来制衡一钱一票的资本经济。这样,市场就会自动均衡,社会也会自动均衡。应该说,这是一个美妙的想像,却也是一个幼稚的想像。这是培根、洛克、卢梭、孟德斯鸩、伏尔泰、斯密、潘恩们的美妙而幼稚的想像。幼稚的思想才有市场。正所谓“下里巴人,和之者众”。所以,这种幼稚的思想二百多年来进课堂,进教材,进报刊杂志,进电影电视,推行开来,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经济危机,两极分化,权钱交易,种族歧视,阶级斗争,国际战争,都是自由主义的产物。美国校园的枪杀案不断,9·11事件爆发,少男少女化作人体炸弹,也都是自由主义的产物。事实证明,如果没有道德引领,单靠法治约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自动趋于和谐,而是“人对人是狼”,“他人即地狱”。经济和社会都不是自动趋于均衡,而是沿着正反馈逻辑,权权勾结,权钱勾结,钱钱勾结。后来,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医生、记者加入其间,形成官产学媒的联合勾结,造成人间无数悲剧。

  西方也有人深深懂得这个历史逻辑,他就是霍布斯。霍布斯所阐述的历史逻辑和相应的政治哲学,支持一个专制独裁的中央政权。只要这个政权能够给社会带来秩序,带来和平与稳定。沿着霍布斯的思想,可以有两种出路。一是霍布斯自己提供的出路:一个坏的专制独裁政府,胜过无政府主义的混乱。这就是利维坦。因为霍布斯持性恶论,他就只能有这个结论。显然,这个结论让人很沮丧,也很容易遭到洛克的攻击。另一种是柏拉图、孔子提供的出路,就是东方政治思想:如果一个政权的诞生是奉天承运的,如果这个政权的作用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这个政权的领导人是个圣人,是个哲学王,那就是万民有福了,社会和谐了,世界大同了。

  这就是王岐山此文的核心逻辑:“5000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决定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要有一个主轴,否则必然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和文明,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无可替代,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遗憾的是,此文气局还小了点。按照上述政治哲学的分析,不但是中国需要一个主轴,美国、英国、法国,难道不需要一个主轴吗?不但各国需要一个主轴,难道世界不需要一个主轴吗?没有世界的主轴,世界各国军备竞赛不断,和平只是两次战争的间歇。没有国家的主轴,一国内部就分裂不断,内乱不已,两极分化,道德沦丧,每个人内心会变得冷漠、孤独、残忍。

  因此,不但要有政治的主轴,还要有思想道德的主轴,才能让一家、一国、一世界和谐幸福。这个主轴只能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唯有这样的政府,才有可能提升人的神性,使人致良知,有道德,从而约束市场,缩小两极分化,才有可能使人的内心平静,使家庭幸福,社会和谐。这就是政府存在的理由。这样的政府,不是必不可少的恶,而是至高无上的善。这个敬天保民的道理,也解决了奉天承运产生的政府,如何继续天长地久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可行的普世价值,这才是政治哲人的思想。

  不懂得这个道理,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为奉天承运产生的政府,就一定会天长地久下去,那就会失去上天的眷顾,被民众推翻。这就是亡党亡国,改朝换代。

  因此,教育各级干部懂得奉天承运的道理,明白敬天保民的重要,就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责任。放弃这个责任,实际上就是让狼进羊群,就是放纵徐才厚一类的自私贪婪的人前腐后继,糟蹋公器,鱼肉百姓。邓小平坦承,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失误是教育。问题在于,此后继续缺乏敬天保民的教育,以至整个军队、整个党、整个政府,都处于腐败的严重侵害之中。

  为什么教育问题怎么都抓不起来?因为从邓小平时代起,全党已经从心理上接受了“人性是自私的”判断:党员也是人,是血肉之躯,不是钢铁炼成的,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有七情六欲,只能用法律加以管束,不能以道德来教育感化。文化部长王蒙就反对“人类灵魂工程师”一类的说法,认为这是对心灵自由的专制。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思想从各个方面论证和强化这一判断,以哲学的名义,以经济学的名义,以政治学的名义,以法学的名义,以心理学的名义。如此,谁倡导为人民服务,谁就是违背人性,谁就是违反科学,谁就是伪君子。如此,则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政治智慧,连同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都被当作封建思想,扔进了历史垃圾堆,变得臭不可闻。其实,这就叫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就叫“魔眼看人皆是魔”!

  因此,要重新倡导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真正懂得敬天保民的道理,要让徐才厚一类的人没有产生和成长的肥壤沃土,就不得不批判西方的人性自私论,以及基于人性自私论所形成的社会科学各学科,认真清理思想领域中的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思想。

  同时,认真倾听老祖宗留下的教诲,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中国古代人生和政治智慧的根本。失去了性善论的文化基因,不可能懂得敬天保民,不可能拥有人生的幸福,社会的和谐。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真正长期执政。

  丙、以德教党

  怎样才能做到敬天保民呢?首先就要以德教党,特别是以德教党的干部,党的高级干部。在“德法相依,相辅而行”文章中,有一段话风格独具,发自肺腑: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的DNA,经过千锤百炼,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迄今为止,还没哪个人敢挑战这八个字,敢说自己不孝、不忠、不信、不义、不廉、不耻!”

  文如其人。看到这一段话,我相信,这一定是王岐山一生阅人无数,读书思考,提练凝聚而成的内心信念。独木难支,孤掌难鸣。习大大再有想法,没有这样一位纪委书记配合,是不可能掀起这场反腐风暴的,更是不可能将反腐风暴推向持久、深入、系统化的。所以,靠当地方第一播音员混面子,靠买官卖官过日子,胆大包天,为所欲为的各级干部混混们,小心了!不是没抓着你,是还没顾得上,暂时留着你!

  看来,王岐山的逻辑非常清楚。要依法治国吗?先要以纪治党。要以纪治党吗?先要以德教党。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再健全、体系再完备,最终还要靠人来执行。领导干部如果在德上出了问题,必然导致纲纪松弛、法令不行,必然违纪违法、走向腐败。在为官从政方面,我国传统文化留下许多官德官箴,‘重莫如国,栋莫如德’,‘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告诫为政者官职越高、权力越大,就越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历史上,一个德行端正的好县令,在一塌糊涂的朝代里,能够把一个县给治理好的不乏其人。《论语》中说,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一些干部没了人形,根本问题都是出在‘德’字上,缺德了!为政以德,正心修身。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知古鉴今、心存敬畏、慎独慎微,讲规矩、守戒律,决不能无法无天、胆大妄为。”

  瞧瞧这文字,“没了人形”,“缺德了”,多生动!一定是有德者的切身感受。王岐山多年行走官场,见识了无数官员的内心世界,常常发现,多数“没了人形”!多数成了喝百姓血、吃百姓肉的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却披着人皮在作报告!徐才厚、周永康,还有50多个省部级干部,还有没抓出来的省部级干部,不就是这样的吗?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高级干部所提拔任用的中级干部,这些中级干部所提拔重用的基层干部,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所以,处理徐才厚一类的人物,党的形象不能不大受损害。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层决定高层的逻辑,那么今日中国已经腐败得没救了。但是,按照高层主导基层,上层建筑主导经济基础的逻辑,只要高层出了习近平、王岐山,官场再腐败,也有救。这就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厉害了。有了好的一把手,有了好皇帝,敬天保民,扶正祛邪,斩妖降魔,就可以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过去30年,说这个话没人信。现在,说这个话,大有人信。这是习近平、王岐山用行动激活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用行动阐释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这就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丁、以纪治党

  按理说,如果党中央确立“以德教党”的方针,具体解释以德教党的重要性,帮助党员干部“补德”、“进德”、“修德”,这是中央党校该干的事。换句话说,“不想腐”,得靠中央党校(现在很靠不住,教授们大都遵循权利本位思想);“不能腐”,得靠执政过程公开化、透明化(现在难,未来也不容易);“不敢腐”,得靠中纪委。

  中纪委应该在“以德教党”的方针下,以纪治党,修订、健全、执行党章党纪,使干部“不敢腐”。德治,并不是排斥法治,而是以法治为基础。特别是在缺德严重的今日官场,“补德”、“进德”、“修德”,还是一个很奢侈的话题。具体操作中,还要以纪治党。对此,王岐山也是体会深切:

  “党规党纪要体现自己的特点,着重规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证党员坚定理想信念、保持优良作风、坚守道德情操。制定党规党纪不能追求大而全,要找到最大公约数,兼顾必要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要循序渐进,先从提出要求入手,不断总结经验,逐步上升为制度。制度制定出来,就得让大家记得住、做得到,要义明确、简明易懂、便于执行。”

  第一句话是明确高目标,党规党纪是服务于党的政治理想的,是服从党章的。第二句话是注意到低起点。真严格了,8000万党员,没几个是合格的。所以,从最低起点入手,渐至达到最高目标,这是修订、执行党规党纪的时代感、分寸感。

  关于党规党纪与国法的关系,王岐山也毫不含糊。在《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文章中,他打了一个官场、商场都明白的一个有趣比喻:“从严治党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篱笆扎得更紧。党纪笼子肯定要比国家法律笼子的眼儿更小、标准更严。打个比方,就像是‘国标’和企业标准的关系。好多人想当然地把国家标准当成最高标准,企业标准是低标准。其实,‘国标’是强制标准,是必须遵守的底线。企业标准一定严于‘国标’,否则企业就没有创新、不能赢得竞争。”

  这篇文章是针对社会上普遍的误解而来。许多人以为,党票是一道保险带。只要有党票在,犯了国法,就可以先受党纪处理,再送司法机关。国法严,党纪松。党员干部是有特权的人。王岐山给这些人敲警钟:错了!党纪严于国法!党员干部是有特别义务的人,而不是有特别权力的人。甚至可以说,按照党章,从入党宣誓的那一刻起,就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却要交出全部的公民权力,包括牺牲生命,交出生命权。过去,正是无数优秀党员只尽义务,不讲权力,单方面奉献牺牲,才使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敬,赢得了领导国家的权力。现在,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党员也变得争人权,要自由,躲义务,避责任,才造成全党大面积的腐败。

  进一步说,党纪基于义务本位,国法基于权利本位。党纪与国法的立法本位不同,决定了党纪与国法有本质不同。党纪确立的是党员队伍的行为底线,是确保党员不至于堕落。这条底线随着党员政治理想、政治品质的提高,会不断提高,是可变的。国法确立的是公民的行为底线,并不管公民的道德是否堕落。事实上,随着公民道德的不断堕落,国法底线也在不断下降,也是可变的。怎样防止国法底线不断下降?怎样防止公民道德不断堕落呢?只要党员逐渐恢复政治理想,品德逐渐变好,自然会带动公民道德水平的逐渐上升,从而带动国法底线的逐渐上升。对此,王岐山也有名言:“党风正则民风淳。改进作风,必须首先抓好党风,以优良的党风带动民风社风。”

  王岐山主持中纪委工作,还暴露出此前历届中纪委的失职与无能。不但在打老虎、拍苍蝇上无能,而且在中纪委内部治理上失职。《与时俱进健全完善党规党纪》一文指出:“当前,党的制度建设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理论研究人才匮乏,对党规党纪的历史渊源、地位作用、体例形式、产生程序等均需系统研究、予以确定;有的党规党纪过于原则,缺乏细节支撑,操作性不强;有的与国家法律交叉重复。比如,党的纪律处分条例中,就有许多与刑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普通公民都要做到的事,执政党还有必要在自己的纪律里重复规定吗?”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中纪委清理了1178件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其中322件被废止、369件被宣布失效,二者合计占到58.7%。

  这项工作意味深长。王岐山入主中纪委,真是当了中纪委的家了。首先盘清家底,清理那些堆积如山的垃圾文件,使腐败分子无缝可钻,使清正廉洁者有章可循。在此基础上,恐怕还要依据低起点、高目标,渐进建规立制的原则制订可执行的党规党纪。这项工作做好了,就打造了一把稳、准、快的尚方宝剑。

  顺便做点咬文嚼字的工作。邓小平说过:“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这话没错。错在他实际上既忽视了理想,又放弃了纪律,才造成30多年不可遏制的腐败势头。后人抓党治国,不能因人废言,还得尊重他的原话。法规和纪律含义不一样。法规是权利本位的,纪律是义务本位的。法规适用的是谋生逐利的陌生人社会,纪律适用的是有共同目标和理想的熟悉人社会。所以,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恰如其分的。相应地,以后就别再用党的法规、党内法规、党规党纪一类的提法,就叫党的纪律。以纪治党,依法治国,才是名正言顺之理。

  戊、依法治国

  只有具备了上述四项前提,奉天承运,敬天保民,以德教党,以纪治党,才有可能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实现“坚持党的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的有机统一”。

  固然,徒法不足以自行。但是,徒德亦不足以理事。

  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这是承认大多数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可能有很高觉悟的前提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党试图超越大多数人的觉悟水平,去追求一大二公,这是一个极端,造成了许多问题,我们记忆深刻。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放纵党员的七情六欲,把自私自利当作唯一合理的人生动机,出现了“无官不贪”的腐败局面,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现在,以反腐风暴为起点,能不能在历史的两极摆动中找到中庸之道?

  答案是明摆着的。让少数人先崇高起来,让党员干部先觉悟起来,努力做到为人民服务,但还得理解、允许、尊重大多数人为自己服务的基本事实。这是回归历史与人性的正道,这是吸取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的正道。

  如果共产党员真能成为先崇高起来的少数人,真能成为先进性政党,那就出现了古圣先贤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君子党”,远远超越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对比目前的现状,是党员干部成了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成了万民嫌弃的“小人党”,不亦悲哉!然而,建设义务至上的“君子党”,还得允许权利至上的公民国。这才是“依法治国”的合理定位,才是党领导的“依法治国”。找到历史、社会、逻辑中的合理位置,依法治国才会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可操作,而不至于成为左、中、右各派“一中各表”的口舌之战,司法系统也不至于扯皮、拉锯、暗箱操作、机构膨胀、疲于奔命。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党就一直强调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努力依法治国。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十八届四中全会仍然承认有以下诸多问题存在:“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如果本次高举依法治国旗帜的大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失败了。那么,能不能解决呢?通观全文,因为没理清楚义务本位与权力本位的相互关系,没理清楚德与法的关系,恐怕仍然无解。

  试着逐条看这些问题。

  一、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

  在权利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各部门争权诿责,是自然而然的现象。而且争权诿责过程高度技术化、细节化,只有当事人,而且得是通晓部门历史,通晓部门内外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才能看得明白。结果,不同部门、不同水平的当事人之间的斗争或妥协,就制定出了各类部门法。其他人糊里糊涂地举手表决。这种现象,未来有改善的可能吗?有,但得出现有德有才者,他们既了解各部门的历史和实际情况,又能出于全局之心、公正之心去立法,才有可能。人心坏了,缺德了,只能立部门私法、恶法。

  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

  随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多样、复杂、频发,随着司法证据链的完整性要求越来越高,司法资源捉襟见肘,司法队伍疲于奔命。案件堆积如山。优先办哪些案件,什么时候办,靠谁办,运用多少力量去办,办到什么程度,都是靠各级司法机关的领导在决定。这些决定属于司法行政范围,却无法可依,只能靠司法领导的良心、能力和经验。司法领导无良心,则收人钱财,替人消灾,阻挠、延缓、假办、停办、错办,或索要办案经费等,就成为潜规则。如果司法队伍缺德失德,那么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一定会如同癌症,日益严重。

  三、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

  公、检、法、狱政分权制衡,这是司法体制的现代性所在,是宪政派的最爱。然而,在实际执行中,这必然意味着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为什么要政法委?就是因为这些分权制衡的司法机构相互扯皮推诿,造成许多案件推进不力,或者错案、假案、冤案不断,或者重罪轻查,重罪轻判,甚至警匪一家,包庇罪犯。可是,有了政法委的协调,又容易大权独揽,干预司法进程,同样会造成上述诸多问题。怎么办?还是要从提高司法队伍的道德水平和办案能力上下功夫。否则,司法队伍只能越来越庞大,效率还只能越来越低,人民群众的抱怨只能越来越强烈。

  这方面,宪政派最爱的榜样,美国,就是一个极好的教训。以高达本国GDP14%的司法费用,却还不能提供公平的司法服务。近日美国再一次爆发黑人大规模示威游行,就是鲜活的例证。美国的司法理念导致了美国律师追上门找案子,吃了原告吃被告,无钱无势的穷人吃尽了苦头,人与人的冲突也不断加深,难道不是一个深重的教训吗?

  四、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

  承认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然而,怎么解决呢?靠依法治国吗?还是靠反腐行动?靠反腐行动背后的好干部、好党员?抓一个周永康,比开多少次司法反腐工作研讨会,立多少个司法反腐的制度要有效多了。

  五、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

  在上述情形下,司法信用荡然无存,怎么可能让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呢?

  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司法体系存在系统性缺陷,就需要政法委的协调,需要各级书记的协调。如果书记们能够秉公办事,其实,就能够很大程度上发挥现代司法体系的优势,而弥补其不足。反之,则可能放大其缺陷,滥用其不足。这就是所谓权大于法的奥秘。群众真正盼望的,是好的权力行使者,协调不同司法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或制衡。然而,这种愿望被宪政派错误地解释为,群众要求“法大于权”,实行严格分权制衡的现代司法体制。扯皮、推诿、效率低下、放纵罪犯,是现代司法理念和体制所固有的,以党代法,以权代法,是迫不得已的协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以德治国为主导,依法治国为基础,才是建立公正、精干、高效的司法体系的不二法门。以德治国,又可以具体化为奉天承运、敬天保民、以德教党、以纪治党四项,如此,则依法治国才有灵魂,才有根本,才有可能。如此,既是中国特色,又具有普世价值,可以为美国、为西方作出榜样。

  己、党主立宪

  如此处理德治与法治关系,按西方政治思想的分类,可以叫什么政治体制呢?

  可以叫君主立宪制。纯君主制,在有好君主的情况下,也过于依赖好君主的人格与水平,容易出现君权的激烈争夺,容易出现朝令夕改、最高指示不过夜的情形,社会秩序容易发生大变动,不利于安定官心,也不利于稳定民心。因此,确有重大弊端。纯立宪制,正如前面所述,容易失去道德约束,致使社会矛盾在各个层面上积聚,造成两极分化,种族斗争,阶级斗争、国际战争等种种冲突。因此,最好的政治体制是混合政治体制,即君主立宪制。2006年,我曾撰文《略论混合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就阐述过这个道理。

  问题在于,“君主”已经被妖魔化了。右派认为,君主是反民主的独裁者。左派认为,君主是封建政治的头子,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基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两派都认为人民是天然正确的,不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民是成熟的,不是小孩子,不需要一个道德圣者或神明去教育引导。因此,左派和右派都同意,要反对一切个人崇拜。崇拜毛泽东不行,崇拜习近平也不行。他们只能是人民领袖,代表人民意志,而不能反过来教育引导人民。

  如此,即使出现了真的好君主,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深重的知识界、舆论界也是害怕的、担心的、不知所措的。目前的情形真是如此。老百姓越是自发地赞美习大大,知识分子就越是反感。

  这究竟是谁对呢?是这些知识分子对吗?

  看来,这些知识分子只对了一半。他们吸取以往单纯君主制的弊端,倡导权利本位,依法治国,有其合理性。但是,走过头了,到了另一个极端还不自知,就成了偏执狂。问题是,这些偏执狂已经将他们的偏执变成了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的教条,成为他们的人生信条,怎么办?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的偏执,将人类社会带向碎片化、原子化、冷漠化、自私化的危险境地。更不能由着他们的偏信,将人类社会带向资源枯竭、环境危机的毁灭边缘。因此,就要理直气壮地解放思想,以人生的幸福、社会的和谐、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作为检验标准,重新认识历史与人性,发掘、弘扬人性之善,人性之美,开创人类的新未来。果真如此,君主立宪制就有了世界历史意义,就有了超越性,就具有理想主义的光芒,就能持久地开发人性之善和人性之美。2004年,我曾撰文《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就对西方思想做了初步反思。

  当然,我们目前深处体制困境,还想不到那么美。欧美有见识的人也都知道,民主政治体制只是最不坏的体制,而不是好体制。我们目前顶多也只能设想过得去的体制,而不是最优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君主立宪制当然可以作为顶层设计方案之一,加以思考,加以讨论。

  坦率地说,新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民主体制。毛泽东时代,其实接近纯君主制。改革开放以后,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自由派,一度向往美国式的民主体制。我们曾经“砸烂公检法”,改革开放后又迷信公检法。我们曾经崇拜毛泽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改革开放后又不相信任何人,只参高举依法治国的伟大旗帜。这不是在两极摆动而不自知吗?继续这样稀里糊涂下去,继续在政治体制上左摇右摆,找不到感觉,终究是不行的。这样,无法使更多的干部具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激发不了千百万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实际上,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就是混合政治体制,只不过混合得不自觉、不自信、不系统、不周全,以致漏洞百出,积累了许多不满情绪,亦遭到各派的误解和攻击。中国领导层亦缺乏对于政治思想的认真学习和思考,以致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摸着石头过河”,一直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体制,只能说中国特色。结果,对内,无法处理好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无法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对外,引起国际社会的妖魔化,把我们当作独裁体制来对待。

  当然,“君主立宪制”概念太具有颠覆性,接受了五四运动洗礼的广大党员干部通不过,知识分子通不过。而且,事实上,君主立宪制之君主也有了重大变化。过去的君主大多是世袭的,现在是党内选择的,具有禅让性质。过去的君主是私有天下,现在的君主是公有天下的最高领导者。过去的君主有三宫六院,现在的君主是一夫一妻,离任了搬出中南海,也只有一套私宅。过去的君主并不拥有一个政党,现在的君主是一个先进性政党的最高领导者。基于以上种种区别,说君主立宪制,的确有些不合适。所以,基于时代的重大变迁,基于政权所有制性质的重大变迁,将君主立宪制改为党主立宪制,更符合实际。

  党主立宪制,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党,如何建设党。

  说到这里,一部分左派就有话说了。是啊,现在是什么党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目标一言以蔽之,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党,没有全民党,只有为某个特定阶级的党。现在的新《党章》有就问题,说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模糊党的阶级属性,这是搞阶级调和。正是在这种阶级调和论下,党实际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了,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什么官商勾结?不就是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勾结吗?不就是共产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实际体现吗?

  这种论调,并不只是一般民间左派的看法。党内高层也有许多人这么看,中央党校、人民大学、社科院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也这么看。他们主观动机是好的。他们痛斥贪污腐败,反对两极分化,一心希望能纯洁党的队伍,恢复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然而,按照他们的逻辑,必然要逐渐恢复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逐渐回归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就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清楚,实现这样一个变化,第一是不可能,除非来一场新的暴力革命,推翻他们所认同的当前的共产党;即使真的推倒重来,还真成功了,又会重犯走极端的历史性错误,在大多数人觉悟不高的情况下急于消灭私有制。

  所以,反思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历史教训,最根本的教训恐怕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适合于推翻一个旧政权,不适合建设一个新中国。消灭私有制,取消市场机制,甚至取消商品货币关系,这只能在绝大多数人都有很高觉悟的前提下实行。人民群众并不是天然正确的,无产阶级并不是天然先进的。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高尚与世俗,无私与自私,利他与利己,开阔与狭隘,坚强与软弱,升华与堕落。在承认大多数人偏私、偏狭隘、易软弱、易堕落的前提下,承认私有制和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鼓励善、激发善,贬抑恶、打击恶,隐恶扬善,扶正祛邪,才是人间正道。否则,在社会和平运行的正常时期,以权力和财富的多少划分阶级,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只能是加快社会分裂,人为制造敌我矛盾。

  沿此逻辑,新《党章》就对了。既兼顾了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反思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对“党主立宪制”下党的性质的合理定位。

  所欠缺的是,新《党章》的起草者、审阅者们并不见得有这种理论自觉。所以,在新《党章》中,缺乏普通党员可以理解、可以信奉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和逻辑,却充满了各种独断的、自相矛盾的、难以理解的历史和政治结论。普通党员拿到这样一份《党章》,只能觉得党的领导光荣伟大正确,包办一切,普通党员服从命令听指挥就行了。这样的感觉,无法让普通党员有理想、有思想、有智慧、有干劲,当然,也就不会认真遵守党的纪律。

  所以,如何定义党,是如何建设党的前提。按目前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排列下来的党的定义,实际上是一个缺乏思想光辉的、自相矛盾的、调和折衷的大杂烩。正如王岐山清理党规党纪一样,对这个历史形成的大杂烩,也要加以认真清理。剔除其中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思想,透彻阐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完整意义,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梳理清楚,将其在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法津中的作用说清楚,将其与每个人成长发展、幸福圆满的关系说清楚,这个党就会具有超越时空的吸引力,具有真正的普适性和普世性,就能够激发调动13亿人中10%以上深思好学、向上向善的正能量,造就一个勤政爱民、廉洁奉公、通情达理、谦虚好学、幸福圆满的“君子党”。依靠这个“君子党”,去依法治国,尊重普通群众的人权和自由,尊重权利本位的思想,尊重私有产权的稳定性,定能激发出普通群众的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定能使市场经济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成为历史陈迹,定能使市场的两极分化机制得到有效抑制和调节,定能为全社会提供高效、低成本的公平与公正服务。以这样一个君子党去领导、统率军队,中国就将有一支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这支仁义之师不轻易动兵,但是,可以成为中国和平外交的坚强后盾,推动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和平与繁荣,促进世界各地人民的安康和幸福。

  庚、内圣外王

  以上,大体叙述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对于当今中国可能产生的启示和作用。

  但是,这一切,都有赖于一个好的最高领导。所幸的是,新中国六十多年两个极端的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好的最高领导,以及最高领导班子。以往的君主立宪制,最大的困扰是继承人的培养和继任问题。但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限度地探索了政权的公有化空间,也极大地拓宽了接班人的培养思路。这就要感谢文化大革命了。在指导思想上,文化大革命受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影响至深,受西方民主自由、造反有理的思想影响也至深,在和平年代强化和扩大阶级斗争,犯下了许多严重的、不该犯的错误,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这个教训我们必须牢牢记取。但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防止干部队伍“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脱离群众,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因为有这个良好动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能不断得到反思和纠正。现在的问题是,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致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积极作用,例如,文革真造就了一、二代清廉的干部队伍,为改革开放的相对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例如,还造就了如习近平、王岐山这样的新生代领导,能够在腐败至亡党亡国的危险之境时,力挽狂澜,赢回党心民心。

  在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探索的意义上,文化大革命还有一项静悄悄的贡献。无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还是被打倒、受迫害的老干部,或是千万红卫兵,所有的参与者和旁观者都有一个默认的信念:那就是,国家政权是姓公的,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姓私的,不是哪家、哪派、哪党的。

  这个政治信念沿续至今,甚至存在于徐才厚这样的人的潜意识中。当一个军委副主席束手就擒时,有人就奇怪:徐才厚位高权重钱多,为什么不养一支自己可支配的嫡系部队?退可以防身,进可以搞政变、夺政权?当徐才厚只知把国库变成家产时,说明,徐才厚没有想到过可以把国家政权变成自家私产。

  不要小看这个默认的政治信念,这才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根本变化,也是文化大革命所强化、所巩固的根本变化。从此,政权只能属于公有的了。再好的国家领导,也只能拥有职务所赋予的权力和财产,不能将整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连同人民当作私产来世袭继承。这一点,就使新中国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划清了界限。党主立宪制,只能基于这个根本变化,巩固这个根本变化,而不能颠覆这个根本变化。

  其次,文化大革命还极大地拓宽了接班人的培养思路。那时候,千百万红卫兵被寄予厚望,誓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理解的人也许不多、不深,还有许多争议,至今仍然如此。但是,“接班人”三个字却牢牢地写入了一代青年的头脑。试看习近平、王岐山的成长心路,不是这样的吗?以往的君主立宪制,受政权私有的限制,接班人只限于一个极小的圈子。新中国的政权属于公有,接班人理论上就向全社会开放。千百万接班人志存高远,踏脚实地,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磨砺成长,这是何等壮阔的景象!如果孟子复活,必定会感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唯上山下乡一代青年是也!”

  第三,在继承问题上,也有创新。当然,这还得感谢政权公有,权力受限。如此,则对于当事人来说,最高权力的交接并不是生死悠关,万世一系的大事。不接班,作为个人,权利也有保障。接了班,权利也有限,享受也受限,只有责任极大增加了。如此,将许多贪恋享受和财富的人排除在外了,将许多无能之辈排除在外了。

  在继承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教训。刘少奇、林彪,二位接班人,都死于非命。为什么?原因诸多,与个人的思想境界、恩怨、交往经历等都有密切关系。然而,在政治思想的高度看,主要还是因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总是在党内高层寻找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不是把党内斗争当作正常的思想观点、思维方式、经验、阅历的分歧来处理。非黑即白,非赢即输,非死即生,使继承权斗争白热化,接近以往私天下时君主继承权争夺的激烈程度。

  改革开放后,接班仍然不顺利。华国锋被挪走,军委主席枪指挥党,两任总书记落马。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接班问题似乎解决得平稳了一些,但是,代价也有。最高领导人建立不起核心权威,最高领导层内部相互妥协,利益交换,致使腐败不断蔓延,难以遏制。

  直至习近平、王岐山这一届,奇迹般地解决了顺利接班,建立核心权威,遏制腐败三件大事。听其言,观其行。不难发现,这两位好搭档,有许多共同点。最大的共同点,都在切身经历中反思总结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经验教训,逐渐摆脱左右两极思维,回归正道,努力学习体会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智慧。中纪委网站的廉政视频栏目,头条播放的居然是《一代廉吏于成龙》,而不是焦裕禄、孔繁森,不是再清楚不过地释放了这一信号吗?如果时光倒流回文化大革命时期,于成龙一类的清官是要被批判的,因为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更好地维护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不利于造反、革命。

  因此,上天护佑中华民族,经历几代人的长期实践,反复摸索,中国不但经济总量上已经坐二望一,而且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个内圣外王的好君主,有望带出一个“君子党”,政治制度有望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创新——党主立宪制。接下来的事,只是理顺话语体系,理顺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思路和眼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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